二
自从回国以来，我领教了不知多少遍：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哪怕是它的敌人，只要不是无可救药的，也将通过强迫劳动把他们从自身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反动思想解放出来。强迫劳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一个多么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从我的旧我解放出来！多么美妙的思想！多么光辉灿烂的明天！我感到心向往之。
哪怕是在遭受审讯和批斗的煎熬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肯定错不在我。或许是我冒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极真理，或许是我经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考验。或许是由于我闭目塞聪，狂妄自大，以致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我所认识的近年由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中，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如今与小偷、流氓为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甚至已经入了党。难道他们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党的信任，又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我呢？“长征”路上的英雄们，爬雪山，过草地，受尽了苦难，是为了一个他们坚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难所为何来？而我可怜的妻子和小孩却要为我轻率的言行承受后果。如果我死在这里，我就会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齿的囚犯一样埋葬在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么毛病。我多想知道，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期间，那些被判以火刑处死的可怜虫，他们心灵深处受过怎样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种魔术能让我认识那“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虽然身败名裂，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有些时刻，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进行。
可是，一旦来到农场，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无限制的劳动时间，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伙食比关在京城教养所时强多了。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玉米面没有霉味。歇大礼拜或是放卫星，我们可以吃到大米饭、小麦面馒头，还有我们自己人种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鱼。后来，有了养猪场，偶尔可以吃到一口猪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当然我们就得加倍苦干。思想改造似乎是遥远的事，属于过去或者未来。目前，强迫劳动、强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政治术语，大学里的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在这里听不到了。反正，劳教分子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确实，不时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点名，队长们往往提醒大家，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改造思想，虽然从来没有人解释过强迫劳动怎样导致思想改造。没有阅览室，北京到处泛滥的《毛泽东选集》在这里却见不到。晚间，有时候，在用旧墨水瓶自制的小油灯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读报，读的是一份皱皱巴巴的、两三个星期前的《人民日报》，读多少算多少，从来不组织讨论。
每三个月有一次为期两天的政治运动，其用意据说是加速这些敌人的改造。分场领导号召大家互相检举，个人坦白过去隐瞒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个小偷旧病复发，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个和我一起抬过土的中学教师坦白，他饿得不行，从伙房偷过两块玉米面包。那位旧社会的警察局长揭发我写过一首“反诗”，那是他“无意中”发现的。那首“反诗”是我在北上的火车上随意涂写在我那本《杜甫诗选》书后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
局长的检举没有造成“立竿见影”的后果，但是我的档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条新的罪状。另一名右派被人检举在说梦话时咒骂大跃进。（监听说梦话是自动化的，因为我们十来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张火炕上。大部分时间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偶尔一个有问题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来坦白交代。
一个巡回法庭定期来分场举行公审，宣判一名抗拒强迫改造的教养分子，让大家从“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一名年青的右派，过去是一所纺织学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为他始终否认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从导流堤收工回营的路上，我惊骇地看到一个快活逍遥的小流氓被绑在一棵树上，身后插了一个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后来公审时，他也被判了五年。过了一段时间，他二次企图逃跑未遂，刑期延长到十年。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教养期有多长。起初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那不可能太长，既然我们既没审过，更没判过。我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我们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学院的领导不是跟我说过，劳教时间不会长吗？在被开除之后，我不是还行使了公民投票权吗？建国十周年，溥仪皇帝和一批国民党将领获得特赦。我开始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释放。毕竟那些家伙都是战犯，而我干过什么？国庆那天，我被分场张场长叫去谈话。难道是要宣布释放吗？我有点动心了。
“你来这儿一年多了，巫宁坤。你对改造有哪些体会？”
“我学会体力劳动。”
“你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你前进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我还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我决定试探他一下。
“张场长，我们劳动教养期还有多久？”
“那要看情况了。有一天你彻底改造好了，就给你解除教养。事实上你人还在这儿，那就说明，噢，巫宁坤，你是大学教授，你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说明我们还没完全改造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或是什么时候改造好呢？”
“你被解除教养的时候！”他接着说。“我说，你在这儿到底学会了干什么？”
“种大豆。”
“单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确实，第一年结束，有一两个人被解除教养。一个是经常和人打架斗殴的小流氓。有一天晚点名时，葛队长当众警告他，屡教不改，罪上加罪，决不许再犯。第二天晚点名，葛队长宣布同一个小流氓“表现出色，解除教养，”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加强改造，争取早日解除教养。小流氓当晚搬进劳改释放犯住的宿舍，继续留在农场就业，当地称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泰国华侨，用炸药进行爆破作业时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举行大会，宣布死者解除教养，同样号召向死者学习。我搞糊涂了，不知怎样向这些榜样学习。
有一天，我患重伤风，到医务室去取药。白大夫，过去在北京因强奸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劳教分子以为你们比我们犯人强，因为你们没有审过、没有判过。实际上，你们服的是无限期的刑期。无限期，你懂吗？你们挨过一年又一年，永远提心吊胆。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养，你还是回不了家，从此留场就业，永远留在北大荒。这是我刚从一位干部那儿听来的新政策。你看我哩，还有两个月期满。日子一到，拍拍屁股，归去来兮！谢天谢地，我不在你们船上。”
无限期的劳动教养会造成难堪的悬虑不安，他说得很对，而那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对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经战中一件残酷不仁的武器。不过关于他本人的命运他却说错了，因为他还没期满就旧病复发，又判了五年，继续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包括“老就”在内。
分场有一名统计员，年青英俊，不知为了什么“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后留场就业，就是一个彻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为过去的犯人，他一向对队长们毕恭毕敬，一向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指示，一向把统计报表搞得准确无误，整整齐齐。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从来不多话。显然还没成家，他从来不谈他的私生活。我多么想知道，在那五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把他变成了这样一名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活标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为从来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图，他只不过是接受了教训，学乖了。若是当局真地相信过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新人回到社会上，回到家人身边和原来的工作岗位，而相反地强迫他们继续留在劳改营当奴工？一次犯罪，终身罪犯！
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我们被带到总场去参观一个兴凯湖农场长远规划的展览，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图表和宣传画，还有一个未来城市的大型模型。讲解员是九分场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个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筑物，滚瓜烂熟地说道：“那就是未来的兴凯湖大学的校址。大学有各种专业，包括农业、捕鱼、造纸、炼糖、以及其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技艺。”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们八分场不是有一名教授吗？那是他理想的去处。”我听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学从来没超过模型阶段。
不断听到小道消息，传说一些教养人员神经失常了，因为受不了无限教养期和永远留场的前景的压力。也有已经自杀的。我也会屈服于这种难堪的压力吗？不，决不，我应许自己，我决不会像我母亲那样用自己的手残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须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坚守我对生活的信念，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