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8年3月初，全体师生，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作为党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他制订了惩处右派的政策规定。右派问题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怡楷参加职员小组学习，根据一些发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秋后算帐”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沉重。我遭殃，我怀孕的妻子、两岁的儿子、还没出世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会掉进这个梦魇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无计可施。我不是生杀予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手。我绞尽脑汁写检讨，指望从轻发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愤的心声安慰自己：“在这个万恶的时世，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头求拜。”
3月21日，在学生食堂举行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对全校右派分的处理。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级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我的处分宣布后，师生代表纷纷登台发言，控诉我的“滔天罪行”。对这种谰言，我已经麻木了。我心里想的是，当年我不听亲友的严词告诫，兼程回国。现在，过了不到七年，他们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我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我仍然认为并不是我犯了错误。即便没有在1951年回来，我迟早也是会回来的。而且，非常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当殉道者，我也没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则自许。然而我也无所悔恨，因为我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受到劳教处分的还有李天生和英语二年级的男生小朱。他个头不大，思想活跃，热爱毛主席，自己出钱买了油印机和蜡纸，刻印传单，参加鸣放。他和李天生当场就被武装人员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须上报国务院认可，才算手续完备。所有其它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学籍，送往百里外的农村监督劳动。
当天正赶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得参加投票。右派理论上仍享有公民权，奉命参加投票。大会散会后，一名小干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分子训话，他那付模样举止活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名警官。他声色俱厉地教训一通：
“你们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宽大为怀，不把你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的政策是化敌为友，给你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机会。连你们投票的权利都没剥夺。你们都从各个方面罪恶地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你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你们应当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给予你们这样人道主义的待遇。现在排好队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们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队，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搁在一张方桌上用红纸包着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独一无二的候选人投下“神圣的一票”，证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无比优越性”。
投票以后，毛校长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屋子里满是烟臭味。她伸手指示我俩在她大办公桌对面两张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间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
“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倒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你说的不会错，”我有气无力地说。“不过我没法知道。”
“可是我们没枪毙你，对不对？虽然枪毙你也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国民党和我们的区别，”她接着说。“我们并不止是对你宽大，你注意，我们是要挽救像你这样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我们给你的处分在你看来也许太重了一些，但这样可以让你深刻认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个老头子，我们也许会不这样处理。噢，降级啦，或者别的什么。因为你才三十八岁，对吧？将来还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这样做可以保证你彻底改造自己。你还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的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又有气无力地说，等她打发我们走。
“现在，李怡楷，”她却掉转脸去对我妻子开腔了，怡楷在她威风凛凛的目光下镇静自若。“为了帮助你，我们必须要求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公职。明天，我等着看你亲笔写的要求退职的大字报。下个月，你们二人还可领到工资，不过那是最后一次。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就得省吃俭用，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啦。别吃猪肉啦！”
我俩说不出话来了。我已经认罪，但他们还这样残酷无情。面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们有什么办法？怡楷遵命写好大字报，贴了出去。一个还跟她讲话的女同事看了大吃一惊。“你神经错乱了，小李？你干什么要退职？你家里的情况还不够糟的吗？你不工作靠什么生活？你、小丁丁、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一家三口？”她声音里流露出真诚的关心。怡楷苦笑着回答：“十分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克服吧。”
教育工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将我开除会籍。同时，我们被赶出新公寓，搬回筒字楼。过了几天，我俩又被校长叫去。“我们一直在重新考虑你们的问题。我跟人事处长说：‘老王，李怡楷已经有一个孩子，不久又要生第二个。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让她保留工作，挣点钱养活一家三口。’”她简直是宽仁厚德的化身。“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了。你自觉自愿提出放弃你的饭碗，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革命人道主义，哪怕是一名极右分子的老婆也受惠。去吧，再贴一张大字报，感谢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关怀。”
我俩又说不出话来了。这样令人咋舌的伪善完全超越我们朴素的道德观念。这种表面的反复无常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其目的在于打垮我们的精神，并强迫我们用自己的手为他们的不人道涂脂抹粉，为他们欺骗群众的阴谋效力。我感到十分沮丧，但当晚怡楷却平静地说：“他们掌握绝对权力，对咱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毫无办法，但是必须坚守对生活的信念。”
我的妹妹宁慧也在二十八中被打成右派，罪证就是《北京日报》重点报道过的她在区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她被免除副校长职务，降三级，到一个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丈夫原是一名预备党员，受她株连被取消候补资格。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我过去燕京的同事中，黄继忠多年来“追求进步”，是公认的大积极分子，鸣放期间十分活跃，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送劳动教养。吴兴华才华出众，既无“历史问题”，政治上又“要求进步”，已提升为副系主任，却因质疑在英语教学中要学习苏联也被戴上右派帽子。胡稼胎教授，尽管谨慎寡言，又深谙佛法，也因鸣放中有右派言论照戴帽子不误。赵萝蕤教授因爱人陈梦家教授被划为右派受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俞大絪教授也因爱人曾昭伦当上了大右派而心脏病发作。曾先生是当年的“进步教授”，“中共的同路人”，贵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这样一来，当年燕京一共五位英语教授，其中三位男的本人，两位女教授的男人，统统当上了右派。一家一个，无一幸免。在南开，我当年的紧邻、雷海宗教授也被打成右派。查良铮谢绝参加教师鸣放会，幸免于难，却因为抗日期间爱国参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判“管制三年”。
王佐良教授主编的《西方语文》季刊创刊号的撰稿人中有好几名右派，其中包括吴兴华和我。刊物的执行编辑、葆青的爱人道生，被划为极右。主编为“方向性错误”做了检讨，刊物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我为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所写的评论，本来预定在第二期刊登的，无疾而终。右派的作品不得出版，但我被打成右派的消息还没传到《译文》，我译的《珍珠》才得以侥幸问世。
根据多年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被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人。当年一个汉朝的暴君用宫刑残害一位进谏的史官，从此成为千古罪人。相比之下，这场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施加残暴的精神阉割，更是千古奇闻。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战场上立了汗马功劳，升官的升官，入党的入党。一代伪君子和告密者开始毒化民族的道德操守，为以后的政治迫害运动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