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岁、千岁和永远健康
这世界上，本没有人可活到万岁，也没有哪一个社会组织能存在万年以上，可这‘万岁’的呼喊声，却响彻了几千年——不管是自诩还是拍马屁，抑或是人云亦云。但这并不代表一国臣民，都愚蠢到世世代代不知生命是短暂的。生活于宫墙之外的芸芸众生，是不会存此老不死奢望的。即使富甲一方，也只敢用金钱作身价，接受对女儿‘千金小姐’的恭维，更遑论常有衣食之忧的草民。
就像这个社会里大凡有点身份的人一样，这供呼喊用的岁，也是分等定级的，且级差巨大。当世的万岁只有一个（马屁劲儿大发时，还可山呼万万岁、万寿无疆，除了超级夸张，无有其他），万岁之下就是千岁，那还是皇帝所封之王专有的，可不能乱呼乱叫。所以京片子里又将皇帝称为“万岁爷儿”，一点也不含糊——虽然这些金銮殿的主儿，寿数不过几岁到几十岁。
最后一个皇帝塌台几十年后，蟒袍玉带的皇上不再有了，但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呼喊声，却从金銮殿扩展到了东西南北中、从官员放大到了草民。千岁自然也不会有了，但却有了“永远健康”做替代品。
“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都不过几年时间，就先后化成了没有生命的物质——一个黑糊糊的落在了蒙古草原上，一个被玻璃水晶包围了起来，可围绕这万岁的话题，被压制了又压制，却依然不断。
（二）撞到枪口上的李队长
既然能创造出“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浪漫和夸张，迎合皇上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创造出万岁和万寿无疆这样的超级拍马语言，一点也不奇怪。怪的是，它还能成为顶尖等级的标识，并连同这等级序列一道，成为治人以罪的魔咒。
由万岁而千岁，由千岁而正一品到从九品的百官，这个由万岁钦定的顺序，是由不得其他人多言多语的。谁要是去任意增删、非议妄评，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在那个红红火火的革命年代里，四川省体委下辖的体育运动队，出过两件名气不小的事情。一是男篮队以身高2.27米的石拉威为主力，夺得全国赛亚军；另一个则是男子体操李队长为首的一群革命小将，对上述排序胡言乱语，从而晋升为反革命集团。
革命其实有时很无聊，需要一点幽默来调剂。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李队长，和他那帮身高看上去只有石拉威一半多一点的队员，也遇上了这种无聊。他们围坐在火盆边学习最高指示，按那个年代的常规，李队长起头，说了一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个队员接着说：“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天也是合该出事。居然冒出了第三位接话者，说：“祝江青同志永不生病！”第四位说：“祝春桥同志长胖一点！”第五位说：“祝文元同志不再长肉！”……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病恹恹的江青、瘦筋筋的张春桥、胖乎乎的姚文元，成员个个都被幽了一默。李队长们在那个肃杀岁月，获得了少有的愉快，有了难得的开怀大笑，但却不知大祸正临头。
李队长们的开心之作，不知怎么就被捅了上去。很快，一桩“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摆上了主政者的案头。过去只听说文人因言惹祸，没想到这些活跃于鞍马、单双杠上的伙子们，也会祸从口出。他们玩转吊环出神入化的双手，被套上了与吊环有所相似却那么冷冰冰的手铐。
（三）老外呼的万岁
我不知道老外会不会呼喊万岁。居加多年，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对当政者的批评。很难想像千方百计挑执政者毛病的纳税人，会去恭维靠税收养活的政客，去高呼他们万岁、万万岁。但最近却读到了老外呼喊万岁的文字。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出现在一部西方的新闻纪录片中。看了该片的澳洲工运领袖比尔·加德纳，自此成为周的粉丝。1952年5月1日，他作为澳大利亚煤矿工会代表，应邀到北京参加劳动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时，当毛、刘、周等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中方翻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让齐瞠目结舌，并在心中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
更没有料到的是，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四）不由总理不紧张
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深知这万岁的沉重。加德纳以为万岁（Long liv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李雪峰回忆说，在1966年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
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曾态度激昂，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晗的一篇《自传》。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任北京市副市长，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
雷颐先生在引述了上面的史料后说：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浩劫。彭真、吴晗均为“文革”发动的祭品。或许，他们的悲剧在当年第一声真诚的“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参见《领导文萃》第1期，作者雷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