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发现自己的个人微信号被封时，我有点发懵。
2月27日清早起来，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想浏览一下微信，却发现自动退出了。
没想那么多，我输入密码重新登陆时，页面上却跳出一句：“该微信帐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永久限制登陆，由于你的帐号存有财产，可轻触‘确定’进行财产提取或转移。”
封号的事情我并不是头一次遇到。2015年6月，我完全脱离纸媒，决定做一个独立访问者（编注：即独立记者）之后，这种状况就遇到的多了。
我在2015年7月开通了微信公号“雪访”，第一篇发了《阿潘探夫记》，写郭玉闪（编注：大陆NGO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2014年10月被捕，2015年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名被逮捕，同年9月获取保候审）的妻子阿潘的故事。那时，郭玉闪还被关在里头，我借着去北京的一个机会，陪了阿潘去探监，写了稿子。又过了两个月，我去北京，采访浦志强律师的太太孟群，也陪了她去崔各庄的看守所外徘徊，写了8000多字的稿子——《一个律师妻子的这一年》。自己买车票，自己解决住宿，我的表达，实现了个人姿态上的完全独立。在大陆媒体17年，被审查被限制惯了，此时，我颇洋洋得意。毕竟，自己做自己主编的感觉，还是够爽的。
稿子当然很快被删。一般是文章能存活一天时间。尽管我在发的时候，尽量注意，例如凭着自己的经验，对所谓的敏感词，用字符隔开等等，但这些小把戏，挡不住审查的升级，尤其当文章的阅读量接近1万的时候，被删掉的风险也就增加了。
在发了大约有十篇文章，每一篇几乎都会被删掉。之后，“雪访”就被封号了。我倒不惊讶——在大陆，只要公共表达，遭遇删帖封号就是常态。微博时代的杨海鹏，微信时代的王五四，被封之后的转世速度，往往令人惊叹，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执着劲儿，但也不愿任由宰割，虽然知道迟早要被封，但总是要挣扎一下的。就这样，我转世到了“新雪访”，又转世到了“新新雪访”，又转世到了“小雪访”，两年就过去了。如今的“小雪访”，在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新规”棒喝下，发的东西少，暂时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着。
公号转世轮回的过程中，我还连累了一个很棒的公号“汉尊”，公号是几位著名的知识人做的，释义是“为了汉语的尊严”。我“独立”后，离开了媒体江湖，也离开了喧嚣，没有参加过什么评奖，但到2017年初，“汉尊”却给了我一个奖，把我评为“汉尊年度人物”，说是“冰河时代的见证者”（当然言重了）。并在公号上转发了我的“雪访”新年献词，题目是《2017 愿你不服从愿你依然对自由敏感》。然后，“汉尊”公号就被封了。然后，它转世为“汉尊2”，暂时活着。
我在2017年那个残酷的四月，不仅公号“新新雪访”被封，新浪微博也被“炸”了。这个微博，我大约从2010年开始使用，为避免麻烦，没有认证，但也有1万多粉丝，其间经历了包括“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等各种公共议题的围观，都活下来了，没想到这时候被“炸”，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推断，是我转发了自己写的公号文章，采访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项目“居民”，文章中提到了“4000万”——也就是雷洋案中外界流传的那个官方补偿数字。那段时间，雷洋案是网络上最大的热点，被盯的最紧。我的文章中语焉不详的“4000万”出卖了我。
所以，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说我不应该为封号惊诧了。可我还是有点发懵。事实上，我毫无防备。虽然从25日爆出“修仙”（即中国修宪）的信息后，我转发的消息，全都和这个消息有关。但毕竟我只是转发啊。26日这天，我也只不过是转发了李大同、赵小凌、王瑛三位老师的反对声明而已。是的，我甚至没有勇气，直接表达自己的反对。可我，就这样被封号了。
因为帐号里还有几百元“财产”，所以我还能够根据提示登陆上去。我发现，还有人在留言给我，我却无法像以往那样回复。我发不出去自己的话。那感觉，如同自己被关进了一个盒子，能看见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见你。我就这样体验到了一种短暂的虚无感。
清楚记得，是在2012年12月开始发第一条微信朋友圈的。那是和王和岩、刘虎等几位调查记者去巴黎参加一次调查记者的会议，旅途上有点小兴奋，发了巴黎街头美丽的夜景。算下来，到2018年的2月27日被封时，我已经在微信上玩了6年多。
2014年，微博上打“大V”运动之后，新浪微博越来越不好玩了，朋友们都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微信，我也不例外。也记得，使用微信之初，还有一些朋友发牢骚，抱怨说微信应该是个人生活圈，不应该老发社会议题。但没办法，在中国，因为公共表达途径的缺乏，任何一个个人社交的东西，很快就能呈现出媒体属性。我的微信，在经历了短暂的分享个人旅途的阶段之后，也很快暴露出媒体人本色，大多是公共领域的内容。
是的，即使在微信上，我也一直少有喃喃自语的时刻。于我而言，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心绪总是一件羞愧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在微信里晒生活。打开我的微信，我关注的大多是社会政治议题，其实能一览无余地看出来我的价值观。至于生命性情，那些絮语，我是难得的去流露的。但偶尔有一些，那些文字，是有温情的，也是我不忍丢失的。
又想起我的“雪访”公号。在不断转世的过程中，我写大饥荒中的右派老人，写2016年被判刑的夏霖律师，写被吊证的伍雷律师，写翻译《列宁传》无法出版的老人，写介入社会议题的独立艺术家，写我认为重要的话题。我像依然在媒体一样，恪守着记者的伦理，自己筹集采访费用，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真正独立的记录者，享受着某种自由和独立的幻觉。
当然，我是天真的。文章总是在最快地被删除。有时，不留一个痕迹。有一次，我转世了一个新公号时，要重发我在前一个被封公号上的文章，却被提示“文章已发过，为保护原创，不得再发。”我哭笑不得。
2017年也很快过去了。我们沉湎在微信带来的表达幻觉里一无所知。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转发一些重要的文章，是一种良心的义务。却全然不顾，那些文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个红色的被封禁符号。
但同时，微信确实给肉身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便利。最重要的是支付。在大陆那怕一个七、八线乡镇，菜市场、路边小摊，都正在普及“微信扫一扫”，出门不带现金已不是问题。在微信里叫车、订票，给朋友发红包，都无比方便。以至于微信带来越来越多的“过度社交”，家里的八大姑、七大姨，都要加你微信，有时，你带着良心的不安将朋友圈设置为他们不可见，但有时又不得不开放给他们。这或许是一点小小的烦恼。
但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提醒我，放弃微信，别在猪圈中打滚。他早都弃绝微信，用电报（Telegram）群组浏览信息，在墙外的世界里游泳。每次见面，对我都恨铁不成钢。我辩解说，我觉得在墙内说话更有价值。他则提醒我，你早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心甘情愿为新极权续命。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总觉得，在墙外说话虽然爽，但在墙内坚持说话，即使有一个人听到，就有意义。
我也看到，微信确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同温层，难以起到公共表达与传播的作用。可真要决绝地放弃，就一定好吗？微信，对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是一个低成本连接的工具，普通人通过微信，通过一个个同学群、各种吃饭群、聚会群，甚至养生群，更容易找到彼此。这样的连接，真的就没有意义吗。
就这样，在微信被封之后的第二天傍晚，我还是注册了新的微信号。我添加了一些朋友，但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加上。原来通讯录上的1800人，如今，只加到了200人。他们大多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观相同的朋友。
说真的，我有些意兴索然。我想，是否该接受朋友的建议，彻底离开微信，去寻找更开阔的表达空间。但又想，如果是在墙外，我们的表达不能被最需要接受自由信息的人看到，那价值是不是又打了折扣？
是放弃这样猪圈里的表达吗？还是我们的宿命就是要在猪圈里打滚，直到有同一天猪圈被掀翻？我不知道。我和朋友说，我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甚至并不怜惜自己言论不自由的处境，但总是想着如果发声，就应该让更多应该看的人看到。朋友讥诮地说，你是圣徒。我苦笑着，没回答他，我知道，我不过和无数的人一样，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难民，就这样挣扎、徘徊，怀揣一个终极问题：如果猪圈不倒，我们该怎么办？
编注：本文作者江雪是中国大陆知名的独立记者，她曾为端传媒撰写过《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洗冤律师伍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四年了，那个开日系车被“爱国青年”砸穿脑袋的中国人》等文章。今年2月底，因转发反对中国修宪的消息，她的个人微信帐号被封，本文记述了她从微信公众号一次次被封杀，到最终个人微信帐户也被封杀的全过程。
端传媒读者回应：
过来：如果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在猪圈里打滚的写作者，不是因为那么多在大陆对传统纸媒失望透顶转行做独立记者坚持发声的人，我就不会知道端，不会知道我们的社会在发生些什么，不会知道有那么多同行者在坚持抗争、坚守一个社会的底线。可以说，我的公民意识启蒙就在于这一个个被封锁的微信号。
所以，请不要放弃，中国大陆的青年人需要这些信息的滋养，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一个普通大陆青年的留言
YNT：国内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要发声，要调查，要公义的，要么在打压下苟活，要么已经进了监狱，主流媒体都不敢吭声，除了通稿只敢发明星花边，还得担心被约谈。好笑的是，老是还看到有人抱怨现在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差，一天到晚都是些明星垃圾文。
这些人这屎坑是他们们自己添砖加瓦造起来的，十年前有谷歌，没有那么多敏感词，八年前有微博，那时候强拆新闻络绎不绝，大家还会围观，后来先是没了南方周末，然后污名公知，扫荡微博大V，销号的销号，投诚的投诚，再后来就是拘捕律师了。那时候有多少人冷眼旁观还落井下石？现如今公权力已延伸到各种领域，电视剧只能挑着放，连娱乐节目都充满着政治红线。我不同情这些人。只希望如江雪这样的有识之士，保存好自己的清醒，做正确的事，也要做安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