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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贪腐导致的明末银荒

明王朝立国之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非常严厉,朱元璋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札记》)。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是死罪,不但要枭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每个地方衙门的旁边,都设一个剥皮行刑的皮场庙。

朱元璋在世时,这一严厉的反贪立法确实对官员造成巨大的威慑,一些官吏纵敢贪污,也是心怀恐惧,“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但随着法制的松弛,官场腐败很快就死灰复燃,至中晚明时,官吏贪污已经明目张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以至“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中晚明最出名的大贪官,大约要算嘉靖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根据严氏被抄家时登记的一份财产清单《天水冰山录》,从严家抄出的金锭、金条、金饼、金叶、金器、金首饰共计3万多两;白银201万两;银器和银首饰1.36万两;玉器875件;古画3200余轴册;锦缎绢绫4.1万余匹;其他诸如象牙、犀角、玳瑁、玛瑙等珍玩无数。如此巨量的财富,即使几辈子花天酒地,显然也是挥霍不完的,真不知道他们贪这么多钱财来干什么。

明朝那时候,贪官们还想不到将庞大赃款转移到海外、存入瑞士银行。国内虽然也有钱庄、银号,但将数以百万两计的银子存到银号,委实也太招惹人注意了。所以,贪官们除了将财富用于无度的挥霍(严氏父子得势之时,生活之奢华,令人瞠目结舌:“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之外,通常都是在家中囤藏起来,以图世代享用不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名大贪官,就是这么总结贪污经验的:“复壁藏金,为永久计”。

不过像严嵩、严世蕃这样的巨贪,以“复壁”的小小空间,肯定是不够囤积财产的。严世蕃是聪明人,另有高招:“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事见晚明笔记《泾林续记》)。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个囤藏银子的地下室,大约有10立方米,至少可以储藏上百万两的银锭。严家昼夜运银子,用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将这个地窖堆满。

这仅仅是严氏在京师家中的窖藏,其老家分宜县还有更大的藏银地窖,“世蕃于分宜藏银亦如京邸式,而深广倍之,积土高丈许,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垒垒成山,空处尽栽花木,毫无罅隙可剩,不啻百万而已。”为了掩饰地下的宝藏,严世蕃还在地窖上面堆积了一丈多高的泥土,种上椿木,又购来太湖石垒成假山,装扮成园林的样子。

据说严世蕃窖藏银子时,他父亲严嵩尚不知情。一日,严世蕃突然想起自己之所以能捞到这么多的银子,完全是拜官至内阁首辅的父亲所赐,这才叫了一个家奴去将严嵩邀请来,共同欣赏地窖里银子发出的“灿然夺目”光芒。严嵩看着满满一窖子的白银,问道:这地窖深几尺啊?左右回道:深一丈。严嵩闻言,“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严嵩宦海沉浮多年,吃过的盐多于严世蕃吃过的米,深知官场祸福难料,家中藏了这么多的银子,一旦败露,势必大祸临头。

后来严氏在权力斗争中落败,遭受无情清算,其“巨额财产不明来源”果然成了大罪证之一,一名御史弹劾严嵩:“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最后严嵩被削官还乡,严世蕃被斩首,严氏家产被籍没。抄家时,官府将严家囤藏的银子及其他财物搬出来,通过潞河运走,“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如果叫来十六匹驴子搬运,绝对会活活累死四匹以上。

明王朝的中后期,贪官层出无穷,像严世蕃这样大量囤积银子的巨贪也不在少数,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正德朝时,太监刘瑾被籍没家产,抄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另一名太监钱宁被籍没时,抄出“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权臣江彬籍没时,抄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

赵翼说刘瑾窖藏了5000余万两白银,显然有夸大之嫌,可信的数目应该是《明通鉴》所说的“金银累数百万”,这也是明代一名贪官的贪污极限了。但即使是数百万两的贪污数目,对明王朝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要知道明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百万两银子。而明室覆灭之际,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明朝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竟然高达六七千万两。再加上其他各地的窖藏,明末的民间窖藏白银估计有2.5亿两之多。

这一大笔以亿两计算的白银,平日就静静地躲在贪官与富豪的地窖里沉睡。而当时整个明王朝所有的白银存量——包括从唐宋元时期积累下来的白银、明代生产的白银以及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加起来也就7.5亿两左右。换言之,在明末的时候,差不多有33%的白银被人们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导致明末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用当时人的说法,叫做“银力已竭”。

我们知道,晚明社会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从美洲与日本流入的巨量白银。朱元璋建立的经济体制,以“反市场”、“逆货币化”为基调,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明初的民间交易,居然要采用以物易物的极落后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若没有海外白银的输入,商品经济根本就没办法展开。

经济史学者描述说,“明代市场的复苏始于弘治、正德朝,不过长期受制约于通货供应短缺而局限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万历朝开始,明代经济和社会遽然呈现井喷似的繁荣景象,且影响所致,遍及全国。通货的突然充沛,当然是由于16世纪以来海道大通以后的白银输入。”谁知道,到17世纪中叶时,由于“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导致大量银子(这个数目相当于海外白银的流入量)沉淀于地窖,进而导致明末经济又爆发出通货供应短缺的问题。

2014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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