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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胜利的《无悔人生》

师兄马胜利最近自费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无悔人生》。此书460页,洋洋洒洒30万字,图文并茂。书中用了大半的篇幅详细描写了他在文革中的革命造反经历,读来令人惊诧万分。

马兄文革中属于造反派,1967年,保守派受到打击,造反派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一时风生水起,波澜壮阔。然而,好景不长,共苦可以、同甘从来都不行,造反派很快又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虽然都声言誓死保卫毛主席,但又水火不容。

那时包头的革命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包头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另一派叫包头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工总司”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工三司”的主要力量是学生,马兄是“工三司”作战部部长。记得“工三司”的司令部设在包头青山区机械工业学校的主楼内,那时全国各地的武斗非常炽烈,几近白热化,不过波及到包头已经是强弩之末。

我是属于“工三司”这一派的,他们司令部的那幢大楼我进去过,进那个大楼需要通行证。那幢大楼占地宏大、巍峨壮观,为了武斗的需要,所有的楼梯口都用砖封死,中间只留一个瘦人侧身才能挤进去的小缝。小缝内的两侧分别有学生手持红缨枪把守,如果没有路条,妄图侵入,红缨枪的枪头立即就会被插入体内,我是由此才理解了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

不才已有文叙述,“工三司”的一个女头目被“工总司”的人绑架,殴打致死后从包头医学专科学校的楼上扔下。“工三司”为了“鼓舞革命士气”“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沉痛悼念遇害的“革命烈士”杨玉莲,欲在包头市三区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马兄知道我是电建公司“四大文人”之一,因此拜托我写一首朗诵诗在出殡时使用。那天,我把写好的诗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在机械工业学校的五楼,那是一间很阔大的房间,估计是前校长或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马兄身穿军装、头戴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熠熠发光。他坐在椅背上,下身是短裤,光脚蹬在扶手上,一脸威严的气势,犹如威虎厅里的侯三爷。他的写字台的两侧分别站着两个手持梭镖的女红卫兵。

我被带进去时,他喝退了随从,让我坐下,然后逐字逐句地朗诵我写的诗句。我的那首143行诗,他读了有十几分钟,读到过半,就泪如雨下,读完后连声说好。他要留我吃午饭,我说有事。告辞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遂即派人护送我出楼。

那年夏天,包头市的武斗很炽烈,我也参加过一次。那天深夜,“工三司”总部紧急通知电建公司的基层组织,立即派人派车赶赴二道沙河,准备迎接战斗。那晚,406工地一共开出了10辆大卡车,我们都头戴安全帽,手持锹把、镐把、白腊杆,加工厂有的弟兄们还在腰间别上了三棱刮刀。我们赶到二道沙河时已是凌晨时分,前面抵达的人说,战斗已经顺利结束,“工总司”的人都已落荒而逃。那天,“工总司”横尸一人,被打伤打残者若干。那个死者的名字叫王小元,是来自石拐煤矿的工人。后来不久,“工总司”为王小元举行了规模浩大的葬礼,那次葬礼也声震包头市三区。

说来寒酸,包头市两派的武斗仅死了两个人,如果和新疆、浙江、广东、山西、云南、四川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人家那里才是真枪真炮地对着干。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革命旗手江青说:“四川武斗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包头市的武斗水平真让网友们听来见笑。

马兄是电建公司的一名架子工,现在看来纯属苦力。但是在那个年代,混到“工三司”作战部部长的高位,也算草莽英雄了。那时,他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风光过好一阵子。

1968年,两派革命大联合,握手言和,马兄被结合进了内蒙电建公司革命委员会,任常委。出入乘坐二战期间生产的美国别克轿车,且有秘书随行。后来造反派的地位每况愈下,在“一打三反”及“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马兄受到重创,被关进“牛棚”审查,罪名分别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及“阶级异己分子”。审查期间被打致残,伤好后又被撵回工地劳动,继续当他的架子工。折腾了好几年,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如今,许多人愿意在梦境中生活,尤其有过一段辉煌经历的人,马兄的这段经历竟成了他终生的精神寄托。马兄不懂电脑,用手写三十万字,批阅三载,增删五次,实属不易。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类似《红旗飘飘》式的革命回忆录,我看完后难受了好一阵子。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造反派注定就不会有好的结局,可怜马兄披肝沥胆好几年做的都是无用功。

文革结束后,马兄迟迟未有成家。一次,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相貌身段甚好,见面的第二次,他就抑制不住,给人家大讲曾经的打打杀杀的辉煌经历。女孩回家向父母传达,父母听罢顿生疑虑,强行劝止。马兄很晚才成家,与此不无关系。

马兄的生父现在在台湾,他的生父在归绥读完小学及初中后,南下南京上海求学,19岁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服务于国民党军政部,抗战时期服务于二战区、八战区、十二战区。抗战胜利后,奉令从十二战区调走,不知去向。1947年,其父匆匆从南京赶回呼市,想见妻儿一面不遇,原因是其母携子与人私奔。于是挥泪告别故乡,奔赴台湾。老人在台服务于联勤总部,1964年退役。

1988年,马父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呼和浩特。马兄在书中写到:“当空姐最后陪我父亲走进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候机楼时,我们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离散了几十年的亲人。父亲身材保持着当年的魁梧,满头银发、步履缓慢,已老态龙钟。面白而微红,目光带着渴望和慈祥罩定在我的身上,我顿时呼吸、血液,一切都在剧烈地运动着……”

令人不解的是,马兄在书中对文革充满了怀念,对伟大领袖充满了热爱。从头至尾遍布久违了的革命词汇,许多语言,当今的《人民日报》都羞于使用。我看完更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了宋美龄女士在回复廖承志的信中所言:

“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由彼及此,如果排除马兄的父亲属于我党混入国民党的奸细,他就绝非孝子!若系孝子,他必定是潜入造反派内部的国民党分子。否则,他在文革后期虎口余生,何以还能聊以自慰呢?

马兄相貌堂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目如闪电、声若洪钟。文革中他曾来过我家,走后母亲即向我探问他的身世,母亲说一看他的相貌气质即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我问何以见得?母亲说,旧时在乡间,贫下中农的子女都是歪瓜裂枣,周正的很少。因为贫不择妻,能凑乎地娶过已属万幸;而大户人家,经过数代的优胜劣汰,自然是强强组合,保留着优良的遗传基因。

我常常想,当初马兄若能随父入台,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人生自然是另一番景象。起码成年不会沦落为苦力,亦无机会参加恶魔之盛宴,与食人的生番共舞了。然而世事沧桑,哪能由得了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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