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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追求

1、记得儿时在呼市回民二完小读书时,老师让我们畅谈理想。有位同学说:“我长大了要去回民区区委看大门。我们邻居老汉就在那儿看门,我经常看见他买万盛永的酱牛肉吃。”

还有位女同学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去联营商店卖衣裳,我就喜欢漂亮衣裳。如果卖衣裳的话,可以挑最漂亮的穿。人一穿上漂亮衣裳,立刻就像公主一样美了!”

那时的作文,常见的题目是“我的家史”,这时学生都要回家问家长。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胡编的,因为结局都相同。凡是解放前去世的老人,都是因穷的“揭不开锅”饿死,或“被地主资本家逼死”的。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家那时有房有地,我的祖父、曾祖父都不是饿死的。

2、儿时,五舅说起大同城里老财的生活,非常羡慕。五舅说:人家吃冰糖还用炭锤子捣呢!我那时曾想,等我长大有了钱,也买一大块冰糖,用炭锤子捣着吃。现在细思谋,冰糖并不值钱。这会儿“京东”最好的单结晶冰糖500克才15元,一麻袋也没几个钱。

3、儿时去大爷家,看见大娘炒土豆丝时,土豆要削皮,我们家吃土豆从来也不削皮。我当时想,我长大也要过几天吃土豆削皮的日子。其实,我直到如今吃土豆也不削皮,不是舍不得,因为土豆皮不但有营养,土豆性甘平,还有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的作用。英国王妃戴安娜最喜爱的食物就有带皮烤的土豆。

4、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不知道是否属于童工。由于我所在的单位属于施工企业,又由于地区类别,我出徒时即能挣到五六十元,与大学本科生相差无几。好像在南方三级工才四十多元,比我们整整差了两个等级。

1980年我刚到内蒙电管局的时候,虽然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但薪水还按三级工发放。同处有两个老中专生,工资才38元。和他们相比,我充满了自豪感。那时,我常常想,到我退休时能挣到100元吗?目标很宏大,我有点不敢想。现在一百元,在呼市旧城也就买一颗大点的羊头。

5、五六十年代,能在报纸上发表一点豆腐块文章也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记得我在呼市六联小学时,班主任王永生在内蒙古日报第四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虽然那篇小文只是一篇通讯报道,我却因此对他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我那时就暗下决心,在我25岁以前,也要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自己歪歪扭扭的笔迹变成铅字。

我第一次把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是在1967年,那年我十八岁,在内蒙电建公司当工人。因为文革,天下大乱,我被抽调到革委会宣传组工作。我们办的小报开始时是油印的,需要人工刻蜡板,然后在油印机上,用滚子一张一张地往出推。那时,我还学会套红印刷,毛主席语录及一些革命图案都是鲜红的色彩。

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经费宽裕,我们办的小报变成铅印的了。我因此常常往印刷厂跑,亲自目睹了排版、压纸型,浇铸铅板的全过程。

6、我第一次坐小轿车,是在文革中。那是电建公司唯一的一辆小轿车。是前党委书记、“走资派”邱莱的座驾。那是辆二战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黑色“别克”轿车,那天,司机夏师傅要去昆区“军管会”给革委会取文件,我无事正在大门口瞎溜跶,于是就上了他的车。那辆车,车座软乎的就像棉花包。坐完那辆车,我兴奋了好几天,逢人便讲。可惜那时没有相机,如果能站在车前照张像,那就更牛逼了。

文革中我和夏师傅是一派。一般人,他的车摸也不让摸,别说坐了。自己也买辆小汽车开?那是打死也不敢想的事情。就像现在有人告诉你,你有可能上月球一趟,你一定认为他是在发高烧、说胡话。

7、1970年,我21岁了。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不小了,该找对象了。咱家出身不好,城里的好闺女不会嫁你,不行就把粉兰娶过来吧,你五舅也有这个意思。”粉兰是五舅的大闺女,人样倒是不错,但没出五服,属于血亲。兔子都不吃窝边草呢,我如何能办这种事情?于是一口回绝说:“妈,你好糊涂,可惜你还在医院里待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吗?再说万一处不好,今后咋和舅舅们来往呢?”于是母亲不再做声。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又吩咐在呼市九中教书的改仙姐,从她的学生里给我踅摸个合适的对象。呼市九中属于远郊,离白塔机场很近,表姐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村姑。我嫌白塔离城太远,再说那里女孩也太土气,因此对母亲说:“你不要瞎张罗,我即便找村姑也要找近郊的菜农,吃商品粮的……”其实那时我的追求是西菜园的村姑,西菜园毕竟是城中村,那里的闺女,稍加打扮就看不出是村里人。我的同学兼同事王猛的媳妇就是西菜园的,面如满月、脸似桃花,看的我好眼热。那时我已经做好准备当西菜园贫下中农的女婿了。

8、文革后期,呼市的商店里出现了高压锅。我这个人很喜欢新生事物,去看过好几次。虽然很想买,但一到往外掏钱时,就感到心疼。一口高压锅标价30元,那绝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问津的东西。

1975年,我去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一天在废铁堆上看到了一个酷似高压锅锅体的东西,尤其上面突出的边沿,几可乱真。我顿时萌生了自己做一口高压锅的想法。我兴冲冲地把那个锈迹斑斑、便盆一样的东西提回了宿舍,无事时,翻过来调过去地揣摩。后来,实习领队的胡老师给我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他说:“高压锅是有压力的,和壁厚、材料强度、锅体锅盖结合的严密程度都有关系,搞不好就是定时炸弹。你如果不想早死,不想天灵盖让它崩开,就快把它扔的远远的哇!”最终,我还是依依不舍地把那个东西给扔了。

9、1976年,因为工作安排的事情我去电管局劳资处白处长家。白处长是中共14级干部,那时,他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楼房。一厅其实就是个过道,只能摆两个单人沙发,一张茶几。那套房38平米的房子,叫我羡慕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也住上这样一套房子。

那天,我细细地摩挲着白处长那套简易沙发的扶手,心里暗暗地想:今后我一定要听党的话,靠近组织、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争取在五十岁的时候,也能拥有这样一套沙发。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对谁也没敢流露过。

10、总有一种卑微的追求令人泪流满面。再卑微再渺小的生活也不能剥夺人们追求生活的美好的权利,就像《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即使在文革这样泯灭人性的时代,也可以抱着扫把在大街上挑起华尔兹。

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在卑微地活着,生存就是一切,规规矩矩地活着就是一切。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延绵几千年的骗局和谎言里,劳作,繁殖,忍耐,牺牲,然后死去,从未享受过生活的喜悦。人的生和死都那么偶然,存在是如此寒冷,我们如此孤独和脆弱,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着?即便只为自我的实现和喜悦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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