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多以政治科学的牌头行走江湖，希望借比较客观研究现象的方法，将观察分析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抽离。当中，公共选择学派可算是最直截了当，将政治现象解释成利益分配的问题。梅斯奎塔（Bruno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合着的《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是将这个概念普及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独裁者手册》的假设是，所有统治者，无论是独裁国家抑或是民主社会，其实关心的不外乎两件事：如何夺得权力以及如何保持权力。权力运作的原则，就是以利益换取支持，什么漂亮的意识形态口号都只是包装，没有实质意义。这个方法用来分析独裁和极权国家，尤其简单直接，亦可能是这个缘故，才出现《独裁者手册》这个题材。
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表面上是为了同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没连任限制的职位形成“三位一体”。以现时的实况看来，安排是为习近平而设，但先例一开，往后又有什么影响呢？
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独裁统治最大的弱点，在于继任程序没有规范。福山以俄罗斯为例，假想普京暴毙，出现的权力真空将令国家陷入纷乱。福山认为中共本来优于俄罗斯，在于过往的集体统治惯例当中，仍然有一定的权力继承机制。虽然福山没有将习近平和普京类比，但明眼人也听得出弦外之音。
透过利益分配换取支持
关键问题是为何中共权力核心中的既得利益者愿意让习近平打破惯例，改变规则？从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分析，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寡人”，任何独裁者也要依赖统治集团，透过利益分配来换取支持。要夺取权力，就要令既得利益者站在自己的一方，才有机会改变权力的分配。但与此同时，已经掌握权力的所谓独裁者，统治重点就是要让权力的爪牙知道，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由封建社会的分封制度，到今日的官僚式集权，这种政治平衡术的原则是不变的。
任何统治，都不会是一盘“蚀本生意”，只有获得的利益大过付出的代价，统治才划算。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规模之大，令夺权者的诱因大增。就像福山的分析一样，在庞大的利益诱惑之下，难以避免内在夺权者的冒起和挑战。要令挑战者的成本增加，统治难免会走向极权，也解释了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所为何事。
对经济结构相对简单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往往来自于天然资源，统治者分配利益的方法更直接，也更易控制既得利益。但在一个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利益分配难免要由官僚体系的有形之手，进行高度干预，精细地瓜分市场。换言之，当今中共要巩固分配利益的权力，既要避免市场的自由竞争，但同时又要维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确保权力集团的团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对国内外不断宣传全面计划经济神话。甚至可以大胆说，当今中共其实跟洋务运动的晚清一样，深信可以单靠科技带来经济进步，从而维系分配利益的独裁权力。不过，古今中外没有政权成功打破没有竞争没有进步的经济铁律，中共又凭什么可以创造史上能人所不能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