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赫尔利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不管克里姆林宫同中共之间仍然存在着什么样的秘密关系，苏联政府公开宣布：由于有条约约束，它不会帮助中共。而通过美国政府的合法支援，中国政府很快就将中国的主要部分牢牢控制住了，共产党冒失地企图将国家的一大部分割裂出去，虽然虚张声势，但失败了。因此赫尔利确信共产党也许终于意识到同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对其事业会更有利，于是决定大胆地利用这一机会。中苏条约一签订，他就敦促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蒋也同意了，两次发出邀请电，但均遭拒绝。然而赫尔利坚持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建议委员长要表现出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宽宏大度地领导好国家，并向毛第三次发出邀请。另一方面又建议上述消息都应当向公众发表，以便争取全国舆论对政府的支持。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在全国激起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拒不妥协的非议。共产党的领袖不得不表示自己是愿意来重庆的，但私下里又借口说担心政府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赫尔利获悉后立即捎信给毛泽东，说他愿意飞到延安并与他同机来重庆，而且负责他在重庆时的生命安全，任何时候他要走，就负责他安返延安。这样，毛泽东再也找不到托词了。
毛泽东同赫尔利一起于1945年8月28日到达重庆，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立即全面展开。赫尔利忠实地充当中间人，谈判时由国共双方各派出三位代表，我的故友周恩来是共产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一开始，谈判似乎比以前的那些谈判要友好而且充满希望，赫尔利敦促双方尽力就基本原则达成协议，避免在细小问题上争吵。如果遇到僵局，赫尔利就会同双方谈话，接着再同蒋介石或毛泽东谈，争取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但渐渐地，每个人包括赫尔利都明白共产党并不真想达成协议，而仅仅是在拖延时间。他们最初提出的八点要求很过分，只是在赫尔利的敦促下，才放弃了一些最荒谬的内容，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他们已做出重大让步。但当接触到实质问题时，看来只有政府愿意妥协。以改编双方军队的问题为例，双方很快同意，既然战争结束了，和平时期全国军队的总数应不超过五十个军。但共产党要求在这五十个军中占有十九个，政府开始只愿意给他们九个，但在赫尔利的力劝下，政府将配额加到十个，以后又加到十二个，但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寸步不让。
那时赫尔利要回美国就医，他计划于9月18日离开重庆。但到那天，谈判仍没有什么进展。由于意识到如果让赫尔利在此时回美国，他的报告会对共产党不利，毛泽东就亲自拜访了这位大使，并请他将行期推迟三天。毛保证他和其他共产党人将尽可能想出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赫尔利同意了，他利用那三天时间飞到上海作了访问。
1945年9月21日下午6点，按照委员长的指示，当赫尔利从上海回来时，我去拜访了他。在我到达之前，周恩来早已在客厅里同赫尔利会面了，我在书房里等着。一会儿，赫尔利出来告诉我说，共产党如其承诺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如果政府同意将中共军队的配额提高到十五个军，共产党就撤回其他的所有要求。他要求我立即将此报告给蒋介石。说话间，赫尔利英俊的脸庞笑着，满是皱纹。
我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争议。在谈判中，我方坚持一旦决定了两军的配额，双方军队就应立即按配额进行改编，对此共产党从未给予明确答复，他们现在的立场怎么样呢？”
赫尔利说：“对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拖延了几个月几年，改编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告诉共产党，政府这方面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刚刚向周恩来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用英语回答说‘Right now’（就是现在），我已请他多待一会儿，以便你可以同他谈谈。如果你愿意，就自己去问他吧。”
于是我同周恩来谈了，他确认了，用英语又用汉语。
周恩来向赫尔利和我保证，一旦委员长批准新建议，政府代表可以在当晚任何时间同他的代表团会晤，并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周恩来还说，声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尔利动身之前公布。赫尔利听了很高兴。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并在他的别墅同赫尔利吃饭，此时蒋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
当我们回到赫尔利的大使官邸时，按照事先安排，周恩来和他的助手王若飞正等着我们。当提到蒋介石已同意时，周恩来说：“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必须立即报告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是凌晨一点钟，周和王将毛本人带来了，他的女翻译龚澎小姐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国方面除了赫尔利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
我们以为毛泽东前来是为了给达成协议增光的，但毛半闭着双眼，在长时间不动声色的寂静之后说：“赫尔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国吗？”
对此，赫尔利严肃地点头示意。于是毛说：“对你过去的帮助，我们很感谢，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泽东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后赫尔利问：“毛主席，周恩来先生向你报告了蒋委员长已同意贵党提出的计划吗？”
“报告了。”又是长久的沉寂。
“你认为怎么样，毛主席？”
毛说：“那很好，但部队的改编，恐怕要花点时间。”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我插话说，“赫尔利大使同我就在这间房里专门向周恩来提了这个问题，他用汉语和英语说的都是‘就是现在’”。
毛泽东没有回答，但周恩来开始慌张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他。
于是赫尔利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毛主席，你刚才说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改编你的部队，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呢？”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似乎在沉思，但却没有回答。
“你看要三个月吗，毛主席？”赫尔利催问，“还是六个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难说，”毛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游击队广布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认为，”赫尔利说，“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对改编部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联合声明怎么样呢？”赫尔利问道，“政府代表团正在官方寓所等待会晤你的代表团。”
毛泽东还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这些都泡汤了！”赫尔利问，“没有解决的可能了！而且不会有联合声明了！”
毛泽东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他好像完全聋了。
“那么，既然你这样沉默，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赫尔利作了结论。他放弃了一切希望。
此时我们（赫尔利、饶伯森和我）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的这个新花招已使他们自食其果。为了极力将导致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政府，他们提出了那些建议，本以为委员长会加以拒绝，但当蒋真的接受时，他们又不得不缩回去并自食其言。
美国大使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
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再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个共产党人，别的什么也不是。
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就这样，由于自己调解计划的落空以及确信了共产党的欺诈，赫尔利回到了美国，但他还没有准备承认自己关于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想法已完全失败，不过通过自己的体验，他已坚定地认识到，达成统一的障碍来自共产党的要多于来自国民党的。如果赫尔利有更多的耐性，如果能得到华盛顿对其观点更强有力的支持，他很可能倾向于进一步执行这个任务。但事已如此，他感到自己对形势的了解并不被同僚认同，于是就采取了脱离困境的捷径——辞职。
（选自吴国桢著《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