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2位国会议员提名双学三子和雨伞运动获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对此感到匪夷所思，指占中没有为香港民主争取到任何进步，反令中央政府更担心，令一国两制空间有可能收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中国对任何来自西方的干预反弹都极大，故双学三子获提名，会更减少争取民主的谈判筹码。
根据他们的逻辑，任何据理抗争，都会令强权反弹，更加强控制，更不放权给人民，也可以说更难争取民主。于是结论就是抗争无用，跪地乞求才可以得到一些施恩。永远跪地也就是期待永远“做稳奴隶”。
但是否跪地就可以得到恩赐呢？要看希望得到怎样的恩赐。如果讨一点政治经济的残羹剩饭，比如捞个政协做做，也许是可以的；但要从强权手上分一点权力，比如增加一点民主权利，那怕仍然主张“港人治港”，有朝一日也会被打成“港独”。港独明明对中共的“一国”毫无威胁，为什么中共港共还要不惜破坏选举规则地乱扣帽子、往死里打呢？就是因为任何提出命运自主者，都只是不甘心做奴隶、要争取一点自主的权利耳。
再说，伞运抗争和中共对一国两制空间收窄，孰先孰后？孰因孰果？很明显，没有中共的国务院白皮书和8.31决定的刺激，即没有中共不断收窄一国两制空间，就不会有伞运。
民建联议员陈恒镔称，提名是对诺贝尔的侮辱，令诺贝尔奖大幅贬值，“如果诺先生还在生，一定会被激到喷血并即时取消和平奖！”
倘若因为这种和平抗争者获奖而让诺贝尔先生喷血的话，他早在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和平奖时已喷血了。马丁·路德·金获奖后，美国的种族主义暴力有增无减，并导致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在李慧琼、刘兆佳等看来，他的获奖不仅对争取黑人平权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吧。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有没有使中共放松对西藏的宗教、种族的压力呢？答案是不但没有，压力是更大了。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昂山素姬，换来的是对她长达15年的软禁。2010年颁给刘晓波，后果就不必说了。那么，是不是不颁奖给他们好些呢？即使是，但这世界还有公道是非吗？
和平奖的评奖准则是看获奖者是否为普世人权作和平的奋斗，而不是看压制和平抗争的强权会作怎样的反应。同样，如果我们把港共政权对参选者作政治筛选的亵渎人权的恶劣施政，归咎于伞运以来的抗争所导致，也是倒果为因的糊涂观念。
许多人指陈恒镔称诺贝尔为“诺先生”简直是笑话。诺贝尔不是姓诺，正如牛顿不是姓牛、达芬奇不是姓达一样。因此陈议员的“诺先生”应该不是指诺贝尔先生，而是指他们这些“唯唯诺诺”的诺奴才。如果双学三子和伞运终获提名，更别说获奖了，诺先生诺女士就真是激到喷血也。乐见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