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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6/6)

十一、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力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毛泽东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敌,巩固和强化了他那套极左路线之后,接连发起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为最高权威,故而在来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击下毫无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老红卫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牺牲品。还有党内的不同派别,也都是相继被毛利用而又先后被毛打击。最后只是造就了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来很奇怪,在这时,毛泽东的社会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泽东几乎把全中国各个阶层和党内大部分派别都挨着个得罪个遍,但偏偏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毛的权势达到顶峰。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讲过,君主最好是让臣民既惧怕又爱戴。如果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宁肯让人惧怕。因为爱是主动的,操之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怕是被动的,操之于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仅仅是出于惧怕而不得不服从你,几乎没有什么人是出于爱戴而真心拥护你,你的江山还能坐得稳么?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被某个独裁者或一小撮寡头所控制呢?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者和寡头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全社会。他们起码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御林军或曰禁卫军),而这支御林军自身的忠诚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既然他们就是强迫力量自身,谁还能强迫他们呢?他们自己当然不会强迫自己,所以,他们的忠诚只能是出于自愿。董卓人人都怕,是因为他拥有吕布;吕布当然不怕吕布,所以吕布效忠董卓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自愿。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考虑到斯大林晚期的情况提出下述分析。他说:“通常假定,没有自愿的支持,例如信得过的禁卫军支持,权力就无法行使。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看来有些独裁者谁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谁都怕他。事实上容易理解,单独一个人不需要相当可观的自愿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对许多人实施统治。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每人都认为所有其他人会服从一个声称是他们共同上级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会服从这个作为他们上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不服从,其他人就会按照上级的命令处罚他,所以所有人仅仅猜想其他人继续服从而被迫服从,不需要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给上级以任何自愿支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甚至会感到不得不汇报同志中的任何不满意迹象,因为他担心,在他面前任何诉苦,都可能是密探对他的考验;如果不汇报这种颠覆性言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如此互不信任,以至于即使在私底下也只能表达对上级的忠诚,虽然大家暗地里都痛恨他。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所控群体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因为在少数个人伙伴之间由于互相信任碰巧结合而可能在当地形成的不满核心,会被周围大量被认为仍然忠于独裁者的群众所吓倒而瘫痪。因此对一个大国的控制,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我当初在《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当代专制主义的奥秘”一节中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分析,和博兰尼不谋而和)。

大约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学》发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讽刺小说。总书记死了,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出席葬礼。默哀开始,大家都把头深深地低下,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每个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绝状,好像陷入无边的哀思以至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抬起头来,但谁都不敢先抬头,谁都怕自己先抬头而被别人视为对领袖爱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时每个人又都虎视眈眈,等着看有谁敢于先抬头,然后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就这样,他们低着头,直到有一天来了辆大卡车把他们统统装上去送进历史博物馆。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他们定定地站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大独裁者死了以后,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体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慑力,使得他的继任者们不敢反抗,哪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了。毛的如意算盘大抵就是这样。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了。当千千万万的民众各自暗中怀着对毛、对文革的不满,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他们猛然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别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样!于是,毛的受万众拥戴的神话破灭了。毛自己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对他的亲信们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撒手人间,而是像邓小平那样,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稳住阵脚,调整应对,情况又会如何呢?

十二、毛的身后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前对接班人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为此不惜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亲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那显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愿。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毛泽东本来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遗嘱,对“四人帮”一派有利,但是被华国锋等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份遗嘱也就被封锁或销毁了。

上述推测固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就接班人问题留下遗嘱或密诏。毕竟,毛泽东不是皇帝,他不能通过一纸遗书或密诏确定接班人选。共产党也没有靠领袖遗嘱或密诏确立接班人的先例或传统。例如著名的列宁遗嘱,其中虽然对几位“亲密战友”逐一评判,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谁接班的意思。

一般来说,如果独裁者决定用遗嘱的方式确立接班人,那么,他需要让朝野上下——起码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的存在,并且对之严加保管;否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中破坏,在“伟大领袖”死后作乱,或者把遗嘱涂改伪造,或者干脆扣下不发(对外就说没有),那岂不前功尽弃,坏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遗嘱,更重要的理由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能单独确立自己的继位人选;因为在理论上,领袖的权力不是属于领袖自己(这点和古代的皇帝有别),而是属于党。在程序上,毛泽东只能提出某一职位的人选,然后还须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如果想把某人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应的安排。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这样确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这样确立的。华国锋是由毛亲自提名,再经由政治局通过而出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注意:当时特别强调是“第一”副主席,以拉开和其他副主席的距离)和国务院总理,成为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并保持这种地位直到毛去世,这等于是宣布了华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说毛的本意只是把华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另留下遗嘱让“四人帮”掌握大权,并且一直到临终都秘而不宣,这种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毛在晚年对接班人问题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失算了;不过也不尽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帮”)一边倒,右派要抗争,只能公开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帜,若右派获胜,哪里还会有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毛让华接班,指望华能平衡左右两派,没想到华与右派联手,利用其正统地位而轻易地打倒了左派。这就应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写给江青信里的一种预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后闹事,但还是打出毛的旗号。毛的名字竟被利用来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却也因此而得到保护。就这点而言,毛并没有全盘失算;你甚至可以说,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对他的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后的名誉居然还能得到该党的精心保护,他的算计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三、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

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

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只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只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前锋吗?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只不过是为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

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

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只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它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容易唤起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的痛苦记忆,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

2006年9月,2016年2月修订

(选自胡平著《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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