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范长江与陆诒
我于一九四O年八月间到达重庆。
在重庆，我只有半个朋友，那就是当时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
我在西安秦风日报以及后来在河南的时候，因为和范长江都是新闻工作的同业，通过几封信，但是从没见过面，因此只能说得上是半个朋友。从通信和文章中，彼此都知道是“进步份子”，但是谁都不知对方与党的关系。可能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即使已经入党，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否则，第一，以党当时对我的态度，他如果是一个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的话，我到重庆以后，他一定应该知道，就不会再帮助我。第二，当时在重庆的党的高级干部如徐冰等，公开在群众（同路人）面前批评攻击他，假如范长江当时是一个党的负责干部，党至少在群众面前是不至打击他的领导威信的——范长江当时领导一个“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三，当时在重庆的几个中共干部如石西民、徐迈进等，都常常麻烦他，刁难他。
我一到重庆，由于范长江的关系，就住在青年记者学会的宿舍，同住的有十几个会友和该会的职员六七人，范长江是该会名义上的领导者，徐迈进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办公厅主任，主持该会的组织工作。经常与该会往来的多数是一批左翼文化人。不过，知识份子多数很矛盾，有时你以为他是很左，但在私下谈话中，他又对你诉说他的痛苦。例如有一次：
“你没有到过香港吧？这就像香港的夜景啊！”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和我漫步在重庆对岸的玄坛庙江边时，指着对岸对我说。
“你知道，我进新华日报也是范长江介绍的，机会是很偶然的，他们需要一个战地记者，我正好有这样的兴趣，需要一个岗位给我发挥，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我对于实际政治没有兴趣，我爱山、爱海洋、爱艺术、爱大自然、爱冒险，这些条件使我选择了新闻记者的职业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但是进了新华日报以后，我感到空虚，我觉得寂寞起来了。”他又继续的说。
“为什么？”我问。
“我们也不过随便谈谈，新华日报给我的待遇很好，但是，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技术人员，你想，一个新闻记者，如何能受这样的束缚？所以我和他们（指新华日报的共产党员同事）都谈不来，也始终合不来，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要求的是广阔的智慧。他们要求的是一个狭隘的小天地。不过，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既进了新华日报，就得混下去。”他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下去：“我了解，一个革命者是需要牺牲自己的一部份青春和幸福的，在这点上，对于一个真正的苦行者，我也很佩服他们，但是在我，我以为革命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如果革命一定要勉强把人用一个型代替另一个型，就没有意思了。比如我说，我一方面是一个旧社会的反抗者，旧礼教的背叛者，但是一方面我还是爱我的贤慧的小脚太太。我没有必要把我的好太太一脚踢开。正如别人没有必要用一套什么观念来强加在我的身上。他们那些人（指共产党员）自以为有勇气，可惜他们那股勇气我是没有的。我期待一个革命的暴风雨，但是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在新华日报，不过是看作一个职业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