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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十八年(16/20)

第十六章  民主同盟与中共

当时中共与民盟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以后那样密切,的确是貌合神离的,中共对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场,背后拆台;一面打击,一面拉拢;个别争取,分别离间;上层敷衍,下层分化。在基本上,他们很讨厌民主同盟,很不愿意民盟在组织上有所发展。当民盟接近瓦解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从旁托他一下,因为民盟这块招牌的存在,对中共是有利的,可以为中共壮壮声势,与中共的政策相呼应;但是当民盟一旦在组织上开展的时候,他们又从中阻挠,因为民盟的组织倘真有所发展,在中共又认为是个威胁。所以中共对民盟的态度是,在上层扶持他,在群众中孤立他。

章伯钧是当时民盟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时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等于是个无兵的司令。他一方面要仰承中共的鼻息;一方面又得应付内部的责难,“民主同盟,组织散漫,又没有群众基础,太不成个样子。”有些人常常这样责备章伯钧,而章伦钧也只好叹口气,说声:“没有办法,环境太坏了。”言下大有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在政府身上的意思。其实呢,说句公道话,发展民盟组织最大的障碍却是中共。

章伯钧整天满腹牢骚,骂这骂那,他说话粗鲁,声调宏亮,措词也毫不闪烁,赤裸裸的,我一到他家里,他总是留我吃饭,打开他的话匣子,把牢骚发泄完了,然后才肯放我回去。

“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一批人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个是农村的流氓出身……”他说着,口里喷着白沫,气愤愤地,“中国的士大夫没有气节,没有一点骨气,读书人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无耻,你看—看黄老头子(指黄炎培)从前清秀才,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府,那一个朝代没有他的份;沈老头子(指沈钧儒)表面上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其实他的要求最简单,只要抓到他的痒处,一点小甜头他就不讲话了;再说谭平山,简直更无耻了,过去领导过共产党,以后

被中共赶出来,就和我们一起组织第三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积极份子,现在又一变而为‘前进’拥共的份子,开口闭口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你想想,中国遇到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时怎能有办法?”

沈钧儒也时有怨言,不过他说得比较含蓄,不像章伯钧那么直率。

张申府逢人必骂“五十号”(即周恩来公馆),他说,“五十号”的人太看不起他。他又说,抽象的共产党都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个个不是东西,“五十号”的人更是混蛋。

“我们都老了,不行了,中国的希望就看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每次他谈到最后,都是这么感喟的对我说。

中共对于自己的脱党份子参加民盟者,非常注意。除了一部份是奉命打入民盟,随时听党的命令的干部以外,对于我这种自动参加民盟的,采取严格的监视的态度。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哈哈!”董必武有次见到我这样说。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恭禧,恭禧!”陈家康见到我也这样对我冷嘲热讽的说。我当时心理极端难过,因为我对于共产党虽然极感不满。而且也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就对陈家康个人来说,我还是有些情感的。

唯一痛快的倒还是徐冰,他在我面前把民盟的各个领导人都骂遍了,然后他问我:

“这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你跟他们鬼混是什么意思?”

“统一战线呀!”我幽默的回答他。

他一言不发,走开了。从此我和共产党人之间再见面时,彼此更觉得无话好说了。

我当时在民盟的工作主要是青年运动,也因此与当时中共在重庆的青年运动负责人刘光不断的发生摩擦,而我的活动范围要比他广阔些。

中共这时在一些青年团体中破坏我,开始对我从事人身攻击,如说我酗酒、玩女人,我不配领导青年运动等等,后来,中共进一步把我周围的一批基本朋友加以挑拨分化。

为了组织统一的青年团体问题,我和刘光由摩擦演至正面冲突。

“这是没必要的,这将暴露很多革命青年干部,给敌人以一网打尽的机会。”刘光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批青年朋友的情绪很高,他们都具有这样的要求。”我向他解释说:“而且,这些参加的份子都是每个青年团体的负责干部。”

“那不行!”刘光坚决地说。

“但是,我只能尊重大家的意见。”

结果,我们建立统一的青年团体的计划,不顾中共的反对,终于实现了。我很明白,中共当时反对这个青年团体的实在理由是,唯恐失去他们在左翼青年运动中的直接领导权。同时这批青年与民盟结合起来,也可能给民主同盟输入年轻的血液和生命力,使民盟活跃起来,这是他们所最顾忌的。

我们在上清寺的“特园”举行了大会,成立了“青年联谊会”。因此暴风雨一样的打击对我开始了,他们说我:伪装前进、欺骗青年。他们说我:表面上生活与青年共甘苦,背地里吃好的穿好的。我和几个女朋友往来,这时都被他们喧染得有声有色,说我整天都在闹桃色纠纷。而顶重要的是攻击我,办刊物、办书店、组织团体、资助许多青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起初以怀疑的口吻,后来索兴就武断的说,我是受国民党津贴的。这些谣言一个个都是从“五十号”的总谣言台发出的。

这些攻击,我从来没有加以答辩,关于我的经济来源,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起先是辛辛苦苦募来的。后来我有了初步的局面以后,热心朋友也自动捐助。再后,由于我们这个刊物多少还有些影响,我们在政府配给到许多平价物品,假如这算是“国民党的津贴”,我就无话好说了。

章伯钧起初相当卫护我,不过后来他也经不起中共的压力,再加上中共一再的警告他,说我在民盟内搞小组织。民盟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对我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章伯钧和我的往来逐渐疏远,民盟开会也不再通知我,章伯钧的秘书王新吾却为我挺身而出,指责章伯钧不义,和他大吵了一架,毅然脱离了他。

王新吾常常来安慰我,我说:“我个人在脱离共产党以后,采取了中间偏左的道路,参加了民主同盟。别人骂过我们是共产党的尾巴,我们也承认是尾巴,现在证明,做尾巴也是不容易的。”

王新吾长叹了一声,也感慨的说:

“做尾巴真是痛苦,我帮章伯钧多少年了,晓得共产党人的脸色是不容易侍候的,你想,一个当了多少年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党的政策都难以掌握,何况我们?我们刚摸清楚了他一点,他突然又来个十万八千里的大转弯。他们拿马克思的教条说得娓娓动听,好像马克思主义翻来覆去都好解释似的。你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这样呢?”他睁大两只眼睛看着我,期待我的答复。我笑了笑,没有答话,于是他又继续说下去:“章伯钧常常被他们叫去骂一顿,回来以后,总是他的老婆倒霉,他把气再出在他的老婆身上。”

“章伯钧也是一个党的领导者,他怎么也可以这样对共产党低声下气。”我说。

“不这样不行呀!”他继续说:“王炳南有次就教训了章伯钧一顿,你们民主同盟,国民党凭什么要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这时,另一个朋友走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的意见是:和共产党人做朋友,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他干干脆脆就把你看作群众,你就得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政治领导,你说他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不行。信仰是不容许打折扣的,依照共产党人的规律,信仰应该变得像迷信一样,不管这个菩萨是泥做的、纸画的,你一见到就得屈膝下拜。共产党人自以为他们就是真神,做共产党群众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真无邪的小伙子,他们像赶迎神赛会一样的凑热闹;另一种就是老眼昏花的失去生命自信的人,他们需要用来安慰自己快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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