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野百合花”的启示
老头子总算待我并不很坏，他后来准备到天目山和杭州一带去处理一些问题，决定把我带在他身边。天目山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杭州是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为了好奇心的驱使，我也很高兴作这一趟旅行，虽然是很冒险的。
“不要怕，在那一边（指日本人和汪精卫汉奸方面），我们自己人多得很。”老头子特地这么对我说。
由屯溪，我们乘木船到了浙江的桐庐，桐庐以上，都是山地，我们步行至于潜，在靠近临安县二十华里的一个私人小医院，老头子召集了浙西地委会议，出席会议的连我和老头子一共是七个人，在安吉，孝丰一带，有一支我们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也派出一个代表从敌后赶来参加，会议关在医院的手术室中举行，一共举行了一天半，老头子首先作了政治报告后，我们又听取了各个地委的工作报告，这时我才明白这次老头子的此行目的主要有几个：一是解决当时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与地方党之间的摩擦，据地方党的干部所申诉的理由，游击队处处忽视地方党的领导地位，侵犯群众利益，表现军阀主义，游击队的党代表对此也有答辩，他们认为地方党的干部不能与他们配合，以致军事行动上屡受牵制；后来有个地委指着游击队的代表说：有几个游击队中的干部，跟地委关系较为接近的，或者被你们秘密处决，或者藉作战的机会，你们从旁开枪把他们打死了。
他们争论得十分激烈，几乎要动起武来，游击队的代表甚至说：“这块革命根据地是老子们一手打出来的，老子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几句话把老头子也激怒了，他大喝一声，才把那个游击队代表压制住，然后他做了结论：一部份地委及地方干部改派游击队的干部参加，而今后游击队必须由地委统一领导，这个结论当时被认作是公正的，但是游击队代表却坚持全部地委及地方干部，由游击队改派，最后他们虽然勉强接受了党的决议，但是当会议结束后不多几天，我和老头子还没有离开天目山的时候，孝丰的游击队就逮捕了十多个地方干部，和擅自派出大批他们自己的人，老头子听了这个消息一句话也不说，气得脸色发青，他说：“这些违反党纪的叛徒，我决定向组织提出开除他们的党籍。”后来游击队的领导人被开除党籍没有呢？没有。老头子和游击队领袖的申诉同时被送到党的华东局，华东局并没有追究是非，党的领导政策是尊重有枪杆有实力的干部的意见的，因此终于追认了游击队所派出的干部为合法的，这时老头子已在江西玉山被捕下狱了。
老头子被捕后不久，梅益就从上海赶来接替了他的工作，梅益原任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是一个知识份子出身。过去的老头子虽然看不起知识份子，但他处处还觉得需要依靠我，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还相处得不算很坏。老梅却是另一种作风，开口闭口大骂知识份子不可靠，遇事好像专门和我作对似的。他是一个瘦长的个子，戴着近视的眼镜，胸襟狭窄，说话尖刻，言语傲慢，举止粗暴，对同志的态度，几乎不把每个人当人看。
“买不到三炮台，也该买大前门，这种蹩脚香烟怎么能抽！”第一天他着一个同志去买香烟，就发了一顿大脾气。
我们在第三天开了一次会，他听取了每个人的工作报告后，作了总结：
“每个同志都必须立刻找到职业掩护……”
“我们应该尽量利用进步份子，我们自己的同志不应该随便直接出面领导斗争，必须极端谨慎保存党的干部，过去的山头主义是不对的……”
“一切的力量都应该利用，又应该巧妙的利用，站稳立场，分清敌、友、我三方面，但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不是绝对的。我们共产党人，认定所有的资产阶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也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要到来。但是我们为了缩短革命的时期，和减少革命的牺牲，我们应该针对资产阶级内部的混乱现象，在一定的情况下，决定打击的对象和争取的对象——列宁说，虽然他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也好。我们党的今天的基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不要忘记，这仅仅是今天的政策，我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在他的工作总结中，一句话没有提到打日本人的事情，连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今天的基本政策”，也不过成为一句幌子罢了。
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在这以前，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们党中央政治局颁布过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文件，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性，纠正一般党员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以及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这文件的中心意义是：由于抗战，我们的党获得了空前的扩展；但是也正由于这种扩展，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带进了我们的党，党的高级领导当局认为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一种危机，认为如果不强调国际主义、阶级意识与党的集中性、服从性，以打击民族意识和自由主义的话，则我们的党，可能为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麻痹与瓦解。老梅的讲话正是在这个文件发表以后。
在每次开会的中间，老梅总是威风十足命令我们“坦白所有的错误”，好像这项“整风”的对象，专为整我们，与他自己无关似的。
有一天，斗争会居然爆出了冷门。
“我可不可以对我们的领导同志批评几句话。”说话的是一个北方大汉，我也仔细的看了他一眼，他是刚从苏北派来工作的星光同志。
“当然可以，不过要举出确实的事实，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领导的威信。”老梅答复说，显然，他的神情是紧张和不安起来了。
“是的，梅同志，我说的是我们党内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有的同志批评别人的地方，正是他自己个人的错误。有的同志口里说得挺漂亮。说是反对党八股，但是他们却偏偏满口都是党八股；他们说是反对宗派主义，但是他们打击别的同志，偏偏从宗派主义的观点出发，他们说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却满口都是主观和教条……”
“不，星光同志。”老梅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尽是绕圈子说话，你不能任意打击组织上的威信。你你你，你举出事实来。”他已经无法掩饰他的惶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急得用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所有的同志都提高了兴致，大家都会意的偷看了一下老梅，等待看这场好戏。
“我说的不是事实，是原则。”他的答复令我们大家都感到大失所望，老梅却因此松了一口气。
“对了，刚才星光同志论得很对，我们每个领导同志，都应该注意不致犯这样的毛病。”他好像突然从一个噩梦中清醒过来，转过脸，对我们大家这么说。
有一天、我偶然逛进一个旧书铺，在无意间翻到一本王实味著的“野百合花”，我如获至宝似的把它买下来，秘密地藏在怀里，偷偷的带到一间小茶馆，把他夹在一份报纸中一口气读完，心中觉得一阵无限的舒畅。“野百合花”是一篇讽刺当时延安生活腐化浪漫的杂文，一年前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中共高级当局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早已留心“野百合花”的事件，对它极感兴趣，只可惜这篇文章直到现在才看到，真是莫大的遗憾，我现在还记得“野百合花”中有几段最刺眼的文字是：
延安的生活，“衣分三色，食分三等。”“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到处乌鸦一般黑，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他对于别人没有一点爱，要做群众工作非塌台不可。”“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
“野百合花”，对我们党的腐化情形，多么大胆的暴露！对我自己接触过的“野百合花”中所写的这些人物，刻划得多么生动！
在这时候，王实味对那些“大人物”的挑战，已经获得我的共鸣。我默默地为这个党的“叛徒”祈祷，祝福他。
我良心上实在不容许我再这样厮混下去，这几年来，我所亲身体验、经历的还不够吗？我直接所见的还不多吗？难道我还要继续欺骗我自己，以为这些干部的罪行，与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党的整个政策无关吗？难道我还可以拿宽恕个别干部的态度来宽恕整个党的罪恶吗？难道我的忍耐，我对党的怠工，就可以洗脱我的“同谋犯”的罪名吗？
我要招回我的灵魂，我要呼唤我的灵魂，勇敢一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