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借刀杀人”的故事
我当时的工作是帮助老头子整理各地的工作报告，和我接触的除我们小组的五个人外，另外一个就是小萧，他是作交通的，我们小组中后来又陆续走了两个，另外新来了一个，他的名字叫瞿飞，是一个新四军的老干部。
成衣店是我们常常碰头的地方，成衣店的橱窗中放着几件衣料，是用着做各种符号的，蓝花的放在上面，是要你等一等再来；红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如果你不是特别约好的，请勿进来；无花的衣料放在上面是表示，你可以自由进去；如果这几件衣料一起收去，就表示，这里发生危险或已经发生什么事故了。
成衣店连老板和老板娘，伙计在内，一共只有四个人，但是开起饭来总有一桌，我们有几个同志是经常在那里吃饭的，我偶尔也在那里吃过一两餐，碰到生面孔彼此也不介绍，栾长明只为我介绍过老板，说：“这是李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李老板是很好客的。”
另外我还到过一个地方，是一个王大嫂的家里，这是组织上专门用以个别谈话的地方，王先生据说是作跑单帮的生意的，经常不住在家里，我们的同志就作为王先生的单帮客朋友而常常在他家里进出，实际上我后来也明白，他们不是正式夫妇，是由华东局派来的一对临时夫妇，在租好房子后男的就奉命调到别处工作去了，而这个女的，后来就又成为老头子的情妇。
在王大嫂家里，有一次我留下一张条子给老头子，后来他为此又申斥我一顿，他说：“你有什么事当面对我说，别再写条子，一个好的秘密工作者，绝不能在任何场合留下一个字的痕迹。”
“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我解释说。
“谁是自己人，谁？谁？”他歇斯的里亚似的暴跳起来，直到我认错了为止。
“民国二十三年，我在福建被捕了，是由于叛徒出卖我的，他一口咬定我，我始终矢口否认，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十几次，国民党就一直拿不出一点证据。我甚至说我是不识字的，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把我送到南京模范监狱去。假如我平时留下一丝一毫的笔迹，那一次不是就完了。”他以教训似的口吻对我说。
一般的共产党员都规定在同志间除对上级外，绝不得提起自己的过去的事，但是老头子却在兴致来的时候，总喜欢在我面前炫耀，常常和我谈起他过去的故事：
“我也在上海工作过，我们的工作，一直打入敌人的心脏，巡捕房就有我们自己的人。”他很自傲的向我看了一眼。“有些同志利用这种身份，杀一些共产党员取得上面的信任，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遇到紧要关头，他们对党的帮助可真不小呢！”
“呀！”我不禁要惊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惊小怪做什么，你听我慢慢说下去，比如有一次，那时康生同志当上海闻人虞洽卿的秘书，党的中央执行部在上海，王明、周恩来等都集中在那儿，有一天又遇到叛徒告密，中央执行部被破坏了，幸亏康生同志事先与巡捕房的同志有连络，否则全完了。”
外间落着倾盆的大雨，这天，他似乎也不准备出去，我们一面谈，一面剥着花生，过一阵，又买进来油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他的兴趣愈来愈好，又继续说下去：
“包打听（侦探）和我们真像捉迷藏似的，我们把他们兜得团团转，当我们发现敌人正在集中注意力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索性就和他们多开些玩笑，你还记得，过去上海报纸上不是有所谓绑票案、箱尸案一类的社会新闻吗？这种玩意我们就干过，杀的有些是敌人，有些被组织上认为有问题的，人不知，鬼不觉，干出以后，闹得社会上满城风雨，敌人终日忙个不休，疲于奔命，然后再乘着敌人眼花缭乱的当儿，给巡捕房再拨些离奇的电话去，指挥他们满街东奔西突，煞是有趣，我们坐在家里哈哈大笑，这是为了什么呢？这就叫做麻痹敌人的神经，这就是斗争的艺术……”
“我们不仅要迷惑敌人，甚至要迷惑自己的同志。我不是早对你说过吗？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有时我们要这样做，却故意要装成另一个样子。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老头子继续说。
“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这次我再次的听到这句话，全身出了一阵冷汗。
这一天，我走到成衣店的附近，橱窗内的衣料突然收去了，我赶快奔回去，一看我们门窗上的毛巾（安全符号）也被收去了。我正在路边徘徊犹豫间，突然有一个人从后面轻轻的推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正是王大嫂，我又惊又喜，她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不要多说话，随着她走。
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子，巷口摆着一副馄饨担子，卖馄饨的对王大嫂点了点头，我就跟在王大嫂后面继续走进去，在一座房子的前面，门口又坐着一个要饭的叫化子，他也对王大嫂微笑了一下——没有问题，卖馄饨的和叫化子都是我们的同志化装的。这情形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一定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故了。
跨进门内，迎头正碰见小萧，房内挤了七八个人，在纷纷议论，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这天早上，我们一个制炸药的同志，他因为一失手之间，惊动了邻舍和房主，结果大家都说他是汉奸，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了。而这个同志，是知道我们几处连络地点的。于是各处下了安全符号，纷纷搬家。
这事很奇怪，这个被捕的同志，在第三天就出狱了，他是本地人，听说他家里花了点钱。
这个同志的轻易释放，又恼怒了我们的老头子。“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这一定是敌人的反间计。”他肯定的说。
“干掉他，免得留下后患。”另一个同志提出献议。
老头子沉着脸没有答话。
“这个小赤佬，我只要把他骗到郊外，两个指头就结果他了。”
老头子依然没有答话。
几天以后，这个为制炸药被捕过的同志果然失踪了。我曾为此问过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他起初摇摇头诿称不知道，后来他不着边际的对我谈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放过一个敌人——即使他是可能的敌人也罢，你想一想，革命将遭受多么重大的危害，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大一件事。”
我不便再追问下去。
在这同一时期，那个被害同志的家属，也在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坚决否认知道这个人的下落，家属说：“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而这时我们党的组织，却又命令在屯溪的党员发动地方开明份子出面讲话，控诉国民党亲日派残杀青年，油印的小传单也写得十分动人，说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
国民党的傻瓜们，却也把所有的宪警们申斥了一番。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老头子又在对我上课了。“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天啊，这些就是革命吗？我痛苦的在我内心叫喊。
跑开吧，逃走吧，但是，我到哪儿去呢？我不会被人讥为怯懦吗？我不会被人骂为变节吗？
在我们一道工作的同志中，新来的瞿飞也和我相处得很好，他喜欢饮酒，是个酒鬼，又特别爱揩别人的油，常常拉住我要我请客，一阵酒兴上来，三杯黄汤下肚，他也能和我无所不谈。
“过去几年躲在山里打游击，实在太苦了，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的牢骚开始了。“现在调来做白区的秘密工作，真是到了天堂啦！”
“你说这是天堂吗，那我们还要革啥子命？”我笑谑地对他说。
“错了，错了。”他连忙更正。“算我犯了错误。”
“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你打游击的故事吧。”我特别推崇了他一番：“关于打游击，你的经验太多了，我要多多向你学习呢，你不相信吧，我也打过游击呢，但是后来失败了。”
他立刻加倍的自傲自大起来，很轻蔑的看了我一眼。
“你也打过游击？你们这些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打游击你们怎么成。”他接着问我失败的经过，我不便把新四军收编的事说出来，推说是为了经济问题。
他立刻接下去说：
“对呀，顶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打游击找人并不困难，简单的武器也容易解决，但是，弟兄们总不好饿着肚子呀！”
“那么，你们过去是怎样解决的呢？”我问。
“看你这副书呆子的样子，哪里配谈打游击，好吧，总算看在老酒的情份上，老子给你上一堂课吧。”
“轻声点好不好，这里还有别的客人呢！”我轻轻的拉了他，提醒了他一声。
“嘿，你这胆小如鼠的形式逻辑者。”他常常怕别人看不起他是工农干部出身，总爱似通非通地突然用这么一两个名词凑合上去。“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所以要执行得法，打土豪现在还是一条路。设卡收税也是个办法，不过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才行，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怎么，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我打断他的话说。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他张大了口，送进去一块块大肥肉，狼吞虎咽一阵以后，又接着说：“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份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白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奉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
他说着不禁大笑起来，我也假装附和着他笑，并且连声赞美。
“还有一个好办法。”他说着又吞了回去。
“说呀，干吗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我催促着他。
“这是万万说不得的，说出去你我都完蛋。”他想了半天，终于耐不住的说了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假钞票，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他用手做了一个印刷的态势，“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
这次他没有笑，脸色沉重的看着我。
“我看你有几分醉意了。”我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