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皖南浙西地下斗争
从四川到安徽屯溪，我绕道贵阳、桂林、衡阳、鹰潭这条路，为了想藉这个机会，看看朋友，我又从鹰潭乘了浙赣铁路的火车直达金华，金华有一朝鲜义勇队的办事处，负责人都是我在重庆时的好友，我到金华的时候，金华一度紧张，我们就随着台湾义勇队到了衢州，不久，我们又一同回去，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台湾义勇队的总队长李友邦相处了一段短时期。
李友邦后来已在台湾以共谍的罪名被枪决，他是台湾人，在黄埔四期读过书，参加过中共，又被捕自首过，直到抗战开始，以黄埔生的关系，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开罗会议以后，台湾决定归还祖国，台湾义勇队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支团部。国民党党团合并后，李友邦以青年团中央团部的干事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直到后来他被捕下狱。
据我与李友邦私人交往对他的认识，李友邦在国民党中不断升官，而且做的是党官，但是他在信仰上始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常在公开集会中演讲，满口“总裁伟大”，“国民党万岁”，一下台以后，立刻又向我们解释：“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因为他从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中，也知道我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因此对我说话也相当露骨，他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帮他解决中共的组织关系，竭力向中共讨好，在当时的台湾义勇队中，掩护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台湾被枪毙的女共谍朱谌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李友邦和金若山正相反，金若山是后来一步步从被骗到被逼与共产党站在一起，而李友邦则卖力的向中共争取表现。不过，李友邦虽卖力，中共却始终对他没有好感，所以他常感到苦闷。李友邦个人的生活很奢侈，家中满置最新式的陈设，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上一座小山，得坐四人大轿。遇到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驾到，趋炎附势，馈赠手面很大。他常常又向我们解释：“这是不得已的，不学点官僚样子，在国民党内是混不成的。”
金华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市，气候温和，街道整洁，市面繁盛，百货充斥，摊贩的叫卖声，婉转动听。这个小城市常常被人披上了“小杭州”的外号。可惜我在半个多月以后，就匆匆的取道兰溪去屯溪了。
到屯溪以后，我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遵照组织上的指示，我写了封信给新河湾“南皖旅社”转交刘盛之先生，内容是说：令亲陈石如先生托我带给你一些礼物，已经带来了。下面的具名是“徐忠发”。
信发之后，我一直等了五天，没有回信，也没有人来，屯溪接近前线，旅馆查得也很紧，我十分焦急，于是亲自跑去，一看我的信还插在那儿，当时我本想把信取回，但仔细考虑一下，这是组织上的指示，我怎能违背呢。还是耐心的回去等着吧。
大概又过了三四天，终于在一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还在熟睡，突然我的房门被人轻轻的“砰砰”敲了两下，我被惊醒，披上衣服开了门，一看是个五十上下的佣工模样的老头子。
“你就是徐忠发先生吗？”
“是的。”我本来还带着三分睡意的神态，突然被他惊醒。因为我在旅馆登记的是我的出差证的名字，“徐忠发”三个字只是我给刘盛之的信中用到，我用双眼紧紧的盯住他，“你是——”
“啊，我是刘先生要我拿礼物来的。”我给他递过一杯茶去，他就一屁股的坐了下来。
我们的谈话，渐渐从天气，说到屯溪吃的玩的，彼此都在绕圈子，摸索对方。
“这是什么颜色？”老头子指一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对我问。
当时他穿的是一身阴丹士林布的短服，然而我却毫不迟疑的回答他：“你这是白色的。”接着，我就扑到他身边，惊呼：“啊，你就是刘先生，刘同志”。
这是我离开重庆的时候，组织上告诉我在皖南的一个暗号，当你的信件发出后，组织上和你连络的时候，不管他指一样什么颜色的东西问你，你一律说是白色的，然后，你们就可以畅谈一切了。
老头子后来告诉我，刘盛之这个名字也不是他，不过是一个代名字，他的名字是江耀祖，江耀耝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字，我又不知道了。而且他实际并不算十分老，不过为了“工作”，留得满脸的胡须罢了。
我们在互相表明身份以后，他告诉我，这里的环境太坏了，国民党特务十分猖獗，第三战区的长官顾祝同是亲日派，和汉奸汪精卫有勾搭，他们不打日本人，专对付共产党，要我务必谨慎。
第二天，他替我介绍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我找到一个临时的住处，于是我就迁出了旅馆。
“要钱花的时候，你就找这位殷经理调一调，他是我的好朋友。”老头子又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大南商行的殷经理，并且这样嘱咐我。
第四天，我参加过一次小组会议，小组会是在一家成衣铺里面举行的，成衣铺里有我们自己人作眼线，里面我们摆着麻将台子，六个人坐着，其中两个人装做看牌的样子，主席是栾长明，当时的苏浙皖边区区委，后来当他不能在皖南立足时，被调到苏北当县长。他约三十多岁，给我的印象是个花花公子，胸前挂了一只“皖南行署”的证章。一出门就乱叫黄包车，有一天他和我在一道，为了和车夫讲价斤斤计较，他掴了无产阶级车夫两记耳光，连我都看得呆了。有时他花钱又很随便，常常进馆子，一叫就是许多样名贵的菜，大吃大喝，他对我说，他用钱都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他干革命完全是贴老本的。
借打麻将开小组会，常常也弄假成真，因此同志间赌风甚盛，为了工作上的必要，组织上也并不说什么。
我和殷经理见面以后，他不久交给我一百元，，但是我在一星期就花光了（当时普通的伙食只吃三十多元一个月），为此我被老头子叫去骂了一顿，他说我花钱太随便了，完全失掉立场。他并且警告我：“你的生活，你的一举一动，组织上全知道。”他后来又要从我的谈话中，了解了解栾长明最近的私生活情况，另外，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姓萧的青年同志，政治上可能有问题，不可靠，要我留心他。甚至他介绍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殷经理，他也对我说：“他只能做朋友，政治上是靠不住的。”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互相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我。我们的天地是如何狭小啊，在我们的组织以外，自然都是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同志间，甚至包括那些和我们最接近的“了解”你的同志在内，谁又能保证，说不定他正是你的敌人呢！
“潜伏在组织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老头子有一天对我这么说。
“然而，我相信，真正的敌人奸细，那不过是极少数中的少数罢了。”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们总不能把自己所有的同志都当作敌人看。”
“不对，”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意见，“提防党内党外的敌人同样重要，中国有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党内的敌人比党外的敌人更危险。”接着，他又以最沉重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我们党内一切的反党活动，都是和敌人直接有联系的。”
我习惯地点点头，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阴影，一种无名的恐惧情绪在我内心激荡着，“奸细”、“反党活动”这些帽子我过去不是都被加过吗？一页页沉痛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而这时，老头子却继续说了两句话，好像正是针对着我，为了安慰我似的。他说：
“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
老头子有一次和我又谈起在江西苏区时代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而另一部份，则因为党冤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党当时处在万分紧张的斗争情况下，正需要把党内的这两种份子清洗出去，前一种份子意志薄弱，本质上是易于动摇的，后一种份子对党抱怨，正证明他对党的忠诚不够，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他满口杀呀杀的，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我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最后他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
“那么你当然也吃过一些苦头了。”我半开玩笑似的说。
“自然，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已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实说，对于这种组织生活我开始有几分厌倦了。经过自己过去切身体会过的、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圣洁信仰，在我心中早已打了折扣。这时能够维系我最后一个时期的组织关系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忠的观念束缚住我，加上对组织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