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员麦卡锡（右），195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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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夏威夷成立。它的成员国最初由太平洋沿岸的9个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组成，1935年总部迁到纽约后，英国和苏联也加了进来。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学术组织。学会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两个基金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还形成一种共识，就是美国应该负起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责任。肩负那样的使命，学会会员中以关心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自由派人士为主也就不奇怪了。中国分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具有独立、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张伯苓等。不过这些自由派人士49年前、后同毛共却格格不入，互不看好。但是美国这里的情况正好相反。像斯诺、史沫特莱、费正清等这些在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倾、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也都聚集在太平洋关系学会里面，但是他们却被毛泽东称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在中国大陆奉为座上客。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为什么在同一个学术团体里，来自中、美两国的成员都以信奉自由主义立场而著名，或者说他们在各自国家政治文化中都被视作自由派，可是其政治属性在用共产主义作为坐标时却被分割到左右两端？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自由派不等于左派；2，在中、美政治背景下，尤其不能把“左”或者“右”、“自由”还是“保守”来回混用。
另外，美国分会还囊括了四十年国务院内那批制定和执行对华外交政策的官员以及外交人员，如杰赛普，（Philip Jessup，1897-1986），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1900-1989）等。而这部分美国人同时又交叉构成另外一个反蒋亲共、被叫作“中国通”的松散群体，49年后他们因为“丢失中国”而遭受责难。此外，中共秘密党员冀朝鼎也是美国分会非常活跃的会员。
基于学会的亲共立场，它的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1934-1942 拉铁摩尔担任主编，）通过编辑、刊发文章而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活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50年9月，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Interal Security）由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Pat McCarran，1876-1954）领衔。这个委员会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国会希望通过听证调查来解决该学会是否被国际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控制，并误导了美国民众，进而影响美国政府东亚政策。
经过一年时间，（1951年7月-1952年6月）麦卡伦委员会查阅了20000份文件，传唤了66位证人，其中28人和学会有直接联系。最后形成了5000页的报告。其结论是：自1941至4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部分成员试图改变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以此适应共产主义目标，为苏联利益搭建平台。（详细可查阅网络档案库《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ort》P. 178）
1955年，国税局以太平洋关系学会参与了党派宣传和其他有争议的活动、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或意见为由取消了学会原先以教育机构享受的免税资格。不过4年后法院推翻了该项决定。196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最终还是停止了活动，但是决定它命运的最直接原因是《美亚》杂志案。
1945年美亚案件向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警觉政府部门内间谍和通共问题。这距离出现麦卡锡主义还有整整7年的时间。而这7年里，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起调查共产主义渗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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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日，麦卡锡带着一位助手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在当时，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还只能使用专门供他们使用的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出租车等公共设施。从北方人眼里，那时的华盛顿还只能算是南方的一个镇。但是对那些出生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美国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外国的城市。
在国会大厅里，安装不久的中央空调改善了议员们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夏天，凉爽的室温让议员在发言、辩论时不那么容易烦躁、激动了，国会议事日程也因此从过去3月到7月改成从1月份到8月份。不过国会仍然有很多规矩并未改变，像论资排辈。国会里的论资排辈是公开的，比如像座位排列和发言顺序，那永远是根据议员的资历而分配的。职务也是。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永远在资深议员之间轮换。只有等老议员退休或者落选后，资历浅的才能向上移动。这点可能比其他工作场所还要严重。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新晋议员被希望首先成为工作狂而不是想怎样争取尽早博得个人的名声。
新议员进入哪个专门委员会也是非常关键，有点类似过去中国过去毕业后被分配去哪一个城市，或者进入机关后到哪个处室那样。一个人通过一层一层竞选最后进入联邦议会，他们大多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或者说都有雄心和抱负。议员大多都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当然希望在司法、外交、拨款等影响比较大的委员会里有一官半职，至少有一席之地，日后可以发展，麦卡锡也不例外。但是国会工作的性质和特色对麦卡锡这么一个既没有行政也没有立法工作经验的人都非常陌生。竞选公职的过程是怎么夸大对手的弱点和缺点。它既不需要有同他人合作的姿态，也不需要有任何妥协的必要。但是一旦赢了进入国会，大家都是赢手，又都是辩才，整个游戏规则也不一样，这时就需要有不一样的个人技艺和技能了。而麦卡锡“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参议院那些规则的内涵”（《R》P47）
1947年1月3日，第80届国会开始议事，麦卡锡被分配在参议院“常设性调查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 ）在当时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监督、调查政府部门内腐败，低效和管理不善等问题。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对象。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权力却可以大而无边。因为任何涉及法律、法则、法规的政府行为都可以成为目标。事实上，当1952年麦卡锡赢得再选后出任PSI的主席，他把该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无所不至的范围。
1月4日，也就是麦卡锡宣誓成为参议员的第二天，他脱开其职能委员会的角色，以个人名义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发表了对北美矿工联盟（United Mine Workers）罢工的一个声明。让他感到吃惊又欣慰的是，隔天《纽约时报》引用了他的声明。在那个平面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上纽约时报的没有无意义的文字。这让麦卡锡意识到那是议员个人制造新闻、左右舆论的捷径后乐此不疲。（这个手法也一直被国会议员们使用到今天。）但麦卡锡因此破了传统让同事侧目，让他后来一直没有能在参议院同事间形成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可以这么说，麦卡锡从一开始就没有打下根基，也没有结成同盟，而且他一直没有机会涉足那几个重要的委员会里，更没有担任过领袖职务。
到了麦卡锡任期就要过半的49年，参院共和党对各委员会人员做重新安排，麦卡锡从“银行委员会”里调出换到“华盛顿特区委员会”里去。为此麦卡锡写信给参院领袖抱怨道：“共和党只有我一个参议员没有在主要委员会里任职，这让我在家乡选民面前很没有面子。”不过共和党领袖没把麦卡锡的抱怨当回事，他的同事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同情和帮助。在他“出名”前，麦卡锡在议会里的政治身价是很低的。《R》P. 52
同麦卡锡相比，从加州来的众议员尼克松的运气就好很多，因为他直接分进了“非美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众议院“非美委员会”设立于1938年5月，它是战后以来影响最大的国会调查机构。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立法、行政都在民主党控制底下。
非美委员会最初是用来调查那些被指控同共产主义、法西斯有联系的公民、个人，政府雇员以及社团组织的颠覆和背叛行为，1945年，根据79届国会通过的“601《公法》”（Public Law 601）授权改成常设机构，由新泽西民主党众议员哈特（Edward Hart）担任主席。“601公法”赋予非美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它调查范围可以包括一切意图摧毁、破坏这个受宪法保护的国家政权形式的任何可疑的颠覆或宣传行为。也就是说，非美委员会的调查可以是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同一般的刑事调查完全不同。也和法律保护言论自由有冲突，这是让受到冲击的那部分民众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来由。然而在战后苏联间谍活动让其原子弹研制提前获得成功等大背景下，美国民众给非美委员会反共调查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具体条款请参阅“Public Law 601，79th Congrass”）
1947年共和党在众议院掌握了多数席位，这是他们在少数党位置上等了14年后的一次翻身机会，上台后立即加大对共产主义渗透调查的力度，以作为对民主党多年来控制白宫的反弹和反制。在多党制政体下，议会在野党在立什么法、调查谁这些问题前完全无所作为，尽管先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共这个议题一直多有合作。1947年3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非美委员会作证，他解释道：不能因为美国共产党成员人数还占不到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一时而忽略他们，他们的成功在于“渗透能力”上。《R》P.57
胡佛是麦卡锡主义背后的推手，也是麦卡锡指控材料的直接来源。在FBI档案里当时有这么几个前美共投诚党员：本特莉，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和卜登兹（Louis Budenz，1891-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