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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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100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兴盛和衰落不同阶段，在世界三个大国中表现各异。除苏共从政权顶端沦为在野小党之外，中共夺取政权后至今未显衰落痕迹，倒是美国共产党从1919年成立后，从来没有弄出什么动静，这后面的原因值得玩味。
中共通过组织军队，武装暴动，成功地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如今是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而美共自成立以来其党魁曾经参与总统竞选不果，二战时期最壮大的时候，党员才不过8万人左右。
49年后的大陆中国，不管是怀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批评该党某一领导人，也不管这种怀疑和批评是以什么形式，统统都被禁止，违者入罪，现在发展到连讨论宪政都被看作是要推翻政权而受到刑罚。而就在中共军队向民国政府发起全面进攻的前夜，美国联邦司法当局于1948年6月把12个美共中央领导人送上了法庭，起诉罪名是该党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策违反了《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该法案以发起人史密斯（Howard Smith，1883-1976）命名，1939年7月众议院、1940年6月参议院通过后生效。法案禁止任何意图推翻美国政府的言行。
一个怪异的现象是，在共产党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年人过去一般都听说过美国有过一个叫麦卡锡的参议员（Joseph McCarthy，1908-1957），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同时代美国还有过这个叫史密斯的众议员。麦卡锡是以反共而出名的，但在中国人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他反共，而是因为他反共的手段和方法有问题被冠以麦卡锡主义，而麦卡锡主义是中共拿来作为靶子丑化美国反共运动的。同样，史密斯众议员也反共，但他走立法渠道反共，这让中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
中美两地之间反共的结局更是有天壤之别。大陆那里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一切反共的个人和团体，而在美国这边，美共大大小小成员被审查、被审判的很多，他们都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集社自由为自己辩护，却没有一个因为是加入共产党而定罪。那12个美共领导人的官司打了8年，最后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没有具体行动，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见维基：Smith Act）。
就这样，这100年来，当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大起大落的同时，美共却在社会舆情排斥和抵制下撑到今天，而麦卡锡只是这个国家持续的反共浪潮中一个代表人物。换一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反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麦卡锡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了解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麦卡锡主义形成的背景。在中文世界里，则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49年后的大陆中国，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之间的同异是怎样被扭曲的，大陆教育、学术、思想界是怎样在麦卡锡使用了错误手段反共这个环节上做文章的，从而达到他们诋毁美国反共运动的真正目的。比如围绕50年代钱学森回国的原因和过程那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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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9年后，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已成定局，钱学森从德国回到加州后立即着手入籍申请。但他在表格“是否加入过纳粹或者共产党组织”栏目内没有声明、解释自己1936年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参加过一个主要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同学组织的共产主义外围活动小组的情况。他不知道的是，那个组织内有洛杉矶警察局专门针对当时政治社团而打入的便衣警察。（见维基“Red Squad”条目。）所以那时钱学森已经上了当地警察局监控的共产党名单了。这是导致后来钱学森被遣送回国的直接原因。而间接的原因很多，那些和反共大背景有关。（详细见洛杉矶时报文章链接）
1939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哈奇法案》（Hatch Act），其中有禁止联邦雇员加入以颠覆美国政府为目的政党，这针对的其实就是共产党。次年《哈奇法》的对象延伸到州及以下政府部门使用联邦基金的那些雇员。到了杜鲁门政府时，由于政府雇员中不断有美共党员自首或者被揭发出来，46年11月杜鲁门以9806号总统行政命令设立了一个“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the President's Temporary Commission on Employee Loyalty ）来执行该法律。47年3月在听取了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杜鲁门发出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地检查联邦政府官员的忠诚度（通共的另一种表述）。杜鲁门在该行政命令里强调，虽然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工作中出现任何不忠诚或者颠覆分子对于我们民主程序就构成了威胁。（《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350页）
为执行该项行政命令，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专门设立了“忠诚调查委员会”（Loyalty Review Board），按照司法部长提供的标以“极权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和破坏团体”的名单调查每一个雇员，如果发现有合理的根据怀疑雇员的忠诚度，他/她将立即被开除。虽然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在40年代初已经掌握钱学森疑是共产党的线索，但是并未展开实际的调查。而49年审批入籍申请正好成了审查他的契机。审查结果认为钱学森不仅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嫌疑，而且故意隐瞒这个事实。1950年6月6日联邦调查局上门通知钱学森，告诉他，他接触机密文件的资格被取消，不能再从事军方有关的项目。
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个初步处理意见还算是非常客气的，只是不能继续接触机密而已，但这对钱来说不啻于捆了他的手脚，还严重伤害了自尊心。两个星期后他决定返回大陆中国。不过在离境时，海关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一些具有保密性质的文字、数据和材料等，钱随即被捕。移民局决定以他在入籍申请中故意隐瞒曾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为由将他递解出境。由于钱曾经从事大量机密性质的研发项目，军方决定将其留置5年后放行。因为钱自1947年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所以在等待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可以工作，也没有被拘禁，只是不能接触机密罢了。
这就是50年代初钱学森离开美国的过程。但是大陆几十年来根据中共宣传的需要，钱回国被说成既是他热爱中共政权的表现，又是麦卡锡主义迫害正直、清白科学家的证据。可是严格说来，麦卡锡出名是1950年2月，麦卡锡主义形成是1953年初他赢得第二任期后出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就算是当时钱学森受到了迫害，那恐怕也只是个案，同麦卡锡主义没有关系。因为在他出事那时，麦卡锡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影响力的新科议员。
49年后由于政治宣传，大陆民众意识里和认知上存在很多误区，其中包括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这个历史现象。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也有一份贡献。据中共官方网站介绍，这位侯教授开创了系统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且在该项研究中居国内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一篇研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学术生平文章里这样说：“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同一文章里他还说：“特别是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遏制和孤立中国）这种敌对关系……”
可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侯文中涉及麦卡锡的结论中包含有很多错误。简而言之：40、50年代麦卡锡的崛起和麦卡锡主义的形成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仅仅从“反共”层面上去看，麦卡锡主义被后世诟病的是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对象，不能把这两者简单地混同起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他对美国政治了解不深不全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历来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随意剪接、编排历史。长久地浸淫在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学术界亦不能避免。这也是在中文世界里澄清麦卡锡身后谬误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