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君嘱托我为他的新作做序，我把他的诗文集读了两遍，阅读间不断生出感慨，不断回忆起我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是45年前的事。1972年，我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回城工作，分配在成都轴承厂锻工车间，我干的活是锻工的第一道工序——下料，给我们运料的是一帮临时工，他们可能是全厂唯一一群在身份等级上比锻工还低的人。运料工中有一人身材长相都颇为出众，休息时说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他可能已经对我略有所知，见面打个招呼就长聊起来，话题多半是文学艺术，还有人生命运，他说话毫无忌惮，甚至涉及到自己的感情生活，失恋的经历。
我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我想，他那时还没有“蔡楚”这个的笔名。他给我的印象深刻，以至于30年之后一位友人一讲起曾在成都轴承厂当过搬运工，现为独立中文笔会负责人之一的蔡楚，我立即把他与我的旧交对上了号。当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他则定居美国。我们别后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
1972年，当时蔡楚君和我都还在底层挣扎。他工装破旧，尘垢满面，但笑容灿烂、器宇不凡，我当时就断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在四川，在成都，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内，有不少人都是这样，身份低微，生活清苦，但志存高远，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代顽强地生长、顽强地奋斗，我们的生命像野草。
蔡楚是众多野草中遭到专制巨轮碾压几乎粉碎的小草，他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升入高中学习，甚至连当一个正规的体力劳动者都不可能。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在斗争会上被毒打致死；他的母亲在与人闲聊时涉及政治，被人告发，为了避免被斗争和凌辱，愤而自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兄妹五人相依为命。“断瓦颓垣破床败絮，食不糊口衣不敝体”。在文革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不论是不甘沦落之辈还是纯粹无辜——都遭遇横祸，蔡楚也险遭灭顶之灾，他因为写诗和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而被批斗和关押，最后由于应对得当和侥幸才免于被捕判刑。
在大陆专制社会条件下，蔡楚只能在最底层的泥淖中打滚，他当过16年的临时工，除了我目睹的搬运工，还当过石工、泥工，拉过架子车，蹬过三轮车，等等，但是，他并不自甘卑微和沉沦，他“多了一点野性，常自喻为一朵野花”，这朵野花开放得也许并不绚丽夺目、芳香扑鼻，但其强韧不屈却引人注目，请看蔡楚本人写下的诗句，它把对于人世沧桑、宇宙浩渺的慨叹与自强不息的壮志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自己的歌
象一只深秋的蟋蟀，
哼唱着世纪的没落；
象一条未涸的小溪，
从最后的荒滩上流过。
或者是逆风的帆船，
在寻找喘气的停泊。
或者是绽开的花朵，
何日有温柔的风来抚摸？
我寂寂地唱起，
唱起自己熟悉的歌：
生命是多么短促，
人世又多么坎坷……
蹉跎，绝灭的蹉跎，
要向茫茫的太空中去追索！
我希望借来银河，
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
如果说，蔡楚是一棵碾不碎、压弯了又立起来的小草，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属于一大片顽强生长、相互支撑的野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声音，谱写了当代中国民间诗歌史或民间文学史的不朽篇章。
在上世纪60年代，在成都的民间诗人邓垦、陈墨等人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生活在底层但是有文学艺术追求的诗人，他们在政治高压和生活困顿的条件下写出在精神上追求自由和独立、狂放不羁、直抒胸臆的诗篇，并且定期聚会，相互切磋、鼓励。这个群体逐渐发展成为成都野草文学社，在上世纪70年代还自编民间刊物《野草》。野草的女诗人无慧说过：“在那个讲阶级、论出身的年代，我们实实在在是生长在田边地头、墙角石缝的野草，任凭风吹雨打，备受车辗人踏。”
《野草》由陈墨任主编，由万壹、邓垦、徐坯、冯里等任编辑，组成编辑部，油印完成之后除了分发给同仁，还张贴在成都的闹市街头。陈墨说：“《野草》不仅固化了诗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探索成为凝聚力；而想在新诗史上独树壹帜的派别理想，也得以初步尝试——那就是卑贱者不屈不挠的野性，我们当然以此而自豪，并认定这便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邓垦说：“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地发痒。因此，我们唱出了这集子。”他在风雨如晦的文革高潮中写出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妳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
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
妳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
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
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妳，
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
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沈重。
野草的诗与歌，是他们生命的呐喊，这种声音最为真实，不但对野草们的个体生命如此，对于那个时代也是如此。黑夜就是黑夜，压迫就是压迫，饥饿就是饥饿，鲜血就是鲜血。野草们的身份、地位、遭遇，决定了他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诗文中所表达的，就是自己感受到的。而中国的大多数诗人，总是不能或不敢直面残酷的现实，且不说与《野草》同时代的《雷锋之歌》和《青纱帐——甘蔗林》——他们轰动一时，传颂一时，是货真价实的颂歌，毛泽东思想的颂歌，但在真正的文学史上被弃之如敝履。就拿民间诗人脍炙人口的篇什来说，基本上也经不起历史浪潮的冲洗，因为，那些诗作者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时代的本质——压迫、专政、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等等，并无感同身受。他们如同医学上的安慰剂，最多能起到抚慰和心理缓解的作用。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两首诗。第一首是食指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投入文革的红卫兵一代的代表作，有失望、不满、哀愁，但文革小将曾经叱咤风云的余热或者余威，给了他们放眼未来的信心。细究起来，它的感情是矫饰的，正应了辛弃疾的话：“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再来看蔡楚的诗《我守着》
我守着无边的旷野，
我守着亘古的冷月；
告诉我有什么地方？
我守着固我的残缺。
我守着纷纷的落叶，
我守着深秋的萧瑟；
告诉我、春归何处？
我守着冬日的寒彻。
我守着，热望象泡沫似破灭，
我守着华夏的墨色……
读这首诗，我心中没有产生浅玫瑰色的温暖的意象，只有寒意，只有绝望，没有希望。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想起了太史公的“此皆发愤之所为作也”。
野草与荆棘相伴，与大地相连，与桂冠无缘，但它们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世间的繁华会消失，而顽强生长的是野草。
我们的诗歌是野草，我们的生命像野草。
徐友渔2017年11月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