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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暗杀时代”(2/4)

暗杀作为对敌斗争的有效措施,成本小,收益大,杀一人,动全局,故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这毕竟是暗地里进行的极端手段,事先保密,事后遮掩,虽然也有类似今天经常出现的某某组织“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的告示或声明,但一般来讲不像宣言或檄文那样义正词严、大张旗鼓,属于战略中不显、战术中常用的东西。

但同盟会不然,其组织领袖、纲领宣传等,无不将暗杀这面大旗高擎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暗杀这句口号呐喊于五洲三洋之间。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宗旨明确,组织遍布。这在世界暗杀史上都是罕见的,是一道独特的、令人血热的风景。

早在1902年冬,华兴会创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具鼓动力的著作之一《新湖南》的作者杨毓麟就写道:“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黄兴等在日本组建军国民教育会,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5年,“北方暗杀团”支部长吴樾在《民报》增刊上发表的《暗杀时代》一文,被认为是同盟会“暗杀时代”的代表作,“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暗杀,可以说是是同盟会的既定方针,

孙中山在此阶段是认同暗杀的。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兴字克强,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他说过:“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揣上炸弹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是不赞成搞暗杀的,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然而在1907年到1908年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不少人情绪沮丧,革命形势低落。这一切刺激了年轻的汪精卫,使他走上了暗杀之路,决心“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

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是同盟会中位列前三的大佬,他们都倡导、支持暗杀,有的还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此风如何不盛?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思想根源大致为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即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之后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以及人民不满现状、对政府的怨怼的意识形态。二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居同盟会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洋书,则崇拜“虚无党”、“民粹党”,读了古书,则崇拜刺客、游侠。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

而社会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具象得多。

同盟会认为,人民必须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派统治,人民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而只要人民怕死,只要对反动派抱有任何幻想,反动派就能苟延残喘,人民就活不成,或生不如死。

许多同盟会重量级人物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在黑暗专制统治下,青年学生频频自杀,献身革命比无谓自杀要有意义得多,只要能够很好抚恤烈士家人,招收死士比较容易,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促进社会“进化”;第四,清朝腐朽统治不得人心,八旗兵毫无斗志,暗杀时成功概率很高;第五,军营等级森严,军官腐败不堪,底层汉兵皆是百姓子弟,常受欺压,早已对清朝政权心怀刻骨仇恨,伺机倒戈,若组织得当,可以里应外合。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激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于是这些革命先行者总结出一条规律——暗杀为革命之先,可以广播火种。秋瑾两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由同盟会各个前身和同盟会组织成员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这些暗杀行动,大多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当时,著名的暗杀组织有七八个。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织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即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众人以方君瑛“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方君瑛是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的胞姐。与此组织有联系的最著名暗杀行动是汪精卫暗杀摄政王。

汪精卫,广东番禺人,1883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主编过《民报》,后随孙中山在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后,国内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也被查封,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汪精卫打算杀掉清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来激励民志。他写信给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吴玉章,索要炸药。1910年汪精卫等到北京,几经改变,最后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年纪还小,其父载沣是实际的掌权人,杀之可以震惊中外。汪精卫等选择在载沣每天进宫路经的一座小石桥下埋设炸药,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去安放炸弹,到时由汪精卫负责引爆。3月31日,黄、喻二人去桥下挖坑,因惊动四周犬吠,被迫撤走。第二天,两人去将装有50磅炸药的铁罐埋好,又因导线太短而停。第三天再去接线时,被一居民发现,报告了警察厅,铁罐也被挖走。当夜,汪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喻培伦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陈璧君和黎仲实到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京,观察动静。4月3日,黄复生再去小石桥侦察,被醇亲王马队卫士发现,一直跟踪到住所琉璃厂守真照相馆。4月16日,黄复生在守真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在前门外住所东北园被捕,喻培伦则逃离北京。此事迅即传开,朝野轰动。汪精卫一进监狱,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为后人传诵。题名叫《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清廷审判此案出现了两种论调。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凌迟处死;肃亲王善耆、厅丞章宗祥、警卫军统领良弼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收买人心。摄政王最后批谕“宜从宽典”,4月29日,判汪精卫和黄复生永远监禁。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30日,清政府不得已,发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11月6日,汪精卫等被释放出狱。从此,汪精卫蜚声海内外,成了革命英雄。喻培伦逃离北京后,参加了4月27日的广州起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刘思复于1905年留学东京时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图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不慎因爆炸事泄,被捕监禁将近3年,他因此而名噪一时。1909年,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革命党人对清政府的仇恨,集中在暗杀清政府的高级官员身上。在刘思复的布置下,林冠慈、陈敬岳由香港到达广州,准备暗杀李准。1911年8月13日午后,李准乘轿由水师公所入城至双门底时,林冠慈跑上前去对着李准的轿子猛扔两颗炸弹,李准被炸成重伤,而林冠慈则被清兵乱枪击中,当场牺牲。陈敬岳则被捕遇害。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

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可以看做一个独立组织,也可以看做支那暗杀团的分支或衍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伤后,支那暗杀团还要炸他,真可谓锲而不舍;后因获知清廷调派凤山来粤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刘思复派暗杀团成员梁倚神等前来广州策划进行。后得知黄兴正在布置暗杀凤山,彼此目标相同,经团议商定后改变计划,派梁倚神协助黄兴行事。于是梁倚神盘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作为放置炸弹、伺机行动的地方。执行暗杀任务的李沛基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的次子,即黄兴的姨甥。10月25日拂晓,凤山所乘的八人大轿刚经该店门前,李及时行动,将掩置于店门前檐际的3枚各重10磅的炸弹放下,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清兵死伤七十余人,房屋倒塌七八间。而李沛基则从容逸去。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写道:“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

1904年春,由蔡元培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其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光复会的暗杀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锡麟(1873—1907)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连发7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其余文武官员慌忙逃走。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4小时失败。陈战死,徐、马被捕。审讯中,臬司毓朗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执笔自书供词:“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当晚,安庆城暴雨如注。在刑场,几个刽子手先用铁锤把徐锡麟睾丸砸烂,然后剖腹取出心脏,先祭祀恩铭。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徐的肝脏炒熟下酒。徐锡麟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终年34岁。

同盟会“暗杀时代”中最为悲壮的事例,当推吴樾勇炸五大臣和彭家珍功成弹丸。

徐锡麟就义前所拍摄,意在向世界证明自己是含笑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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