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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为何自称“天之骄子”

今天,层出不穷的汉代宫廷剧几乎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观念:匈奴是野蛮、落后、凶残的。

如果不以丑化、矮化的方式看待两千年前我们华夏民族最强劲的敌人——匈奴,会不会有更多的收获呢?

秦汉时期,匈奴是以“敌国”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中。“敌”当然有“敌对”之意,但也可以解读为“匹敌”。

游牧民族行动非常迅捷,他们骑着快马风驰电掣,对所到之处进行劫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民族还采用以将步卒兵车为主的作战方式。那么,至少在某些军事能力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度遥遥领先南方的华夏民族。所以,赵武灵王才会锐意改革,学习游牧民族胡服骑射,整个国家国民无分贵贱,革带皮靴、窄袖左衽,废车乘马、日逐骑射。

不过,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华”、“夷”一直有别。春秋时期,中原的各诸侯国开始有“诸夏”、“华夏”的意识,而周边其他民族便被称为“夷狄”。这个时候的“华夏朋友圈”其实蛮小,甚至像秦、楚、燕这样的大国也因为长期处于戎狄、蛮夷之中,而被排斥在圈子外。

就民族而言,文化比血缘更有价值。所以,到战国时期,小国多被夷灭,“华夏朋友圈”中的成员便更少了。齐国本来就是老大哥,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各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原本被视作蛮夷的秦、楚、燕也被拉入了圈子。

而居于蒙古高原,虽然被司马迁描述为夏朝遗民,但饮食、服饰、风俗、习惯与华夏民族大相径庭的匈奴,自然而然,被排斥在“华夏朋友圈”之外,成为了“敌国”。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也在华夷之间逐渐出现——长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长城都被当作是中国人封闭、保守的象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至少,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长城,在军事防御的同时,还有更多军事进攻的意图。无论如何,当秦始皇连通燕、赵、秦旧有的长城,长城便成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长城以北是游牧的草原民族,长城以南则是农耕的华夏民族。南北两边,是两个力量上相互匹敌,彼此竞争、角逐,并相互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民族意识,不仅仅存在于华夏民族的头脑中,匈奴人同样有。如果,我们曾以将中原王朝视作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来体现民族自豪感;那么,匈奴人也有类似的情结。

《史记》的记录告诉我们,在汉文帝和匈奴老上单于时代,老上单于在写给汉文帝的国书中,刻意用更大尺寸的木牍来书写,并倨傲地称自己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彼时彼地,匈奴人的“大匈奴”意识,就如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大中华”意识。

而即便在汉武帝时期,在漠南、河西、漠北惨败给汉王朝之后,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国书中,依旧非常骄傲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不应该将北方的游牧民族简单地贴上野蛮的标签。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竞争。两千多年前,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富于侵略性的匈奴汗国的存在,才力促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千方百计保护民生,壮大国力,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才得以出现第一个欣欣向荣的治世——文景之治。

在历史的长河中,匈奴人在自然环境的趋使下选择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今天的我们,如果能更多地站在异族的角度,用更平等、平和的目光看待历史留给我们彼此的生存机遇,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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