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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辈子 别做中国的文科生

体验过文理分科教育的学生会懂,在中国,文科生受歧视的程度,可能和婚恋市场上的属羊女孩差不多。

诗词歌赋风花雪月,那是校园言情里的文科;经天纬地治国安邦,那是文科生眼中的自己;理科无能死记硬背,这才是理科生以及一般人眼中的文科生。

文科生读书时成绩差,报志愿选择少,毕业了出路窄,就业后工资低,逻辑思维一泡污,男生都是娘炮,女生找不着对象,可以说是生而为人,百无一用。

可是文科生也很绝望啊,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歧视呢?

1952年,文科断子绝孙

提到文科生的辛酸史,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绕不过去的一件大事。

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他认为新中国的大学就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阿尔辛杰夫的这套理论不仅奠定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基调,他还带来了与改革配套的政治手段。

事实上,早在1949年高校教师就反抗过苏联式改革。1951年9月到1952年下半年,高校知识分子遭遇了一场彻底的‌‌“洗澡运动‌‌”,是否拥护院系调整被上升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不管什么学科,马列思想先指导一下。

这次运动后,院系改革的进程就顺畅多了,许多文科专业被直接砍掉,社会学就是其中一个。在简单粗暴的苏联专家眼中,社会学不属于科学,既然跟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的,二者只能取其一,姓资还是姓社,就看你砍不砍社会学了。

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两个,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第二年最后这两个也被取消了。

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又被取消,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学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向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多名学者被迫离开,潘光旦、费孝通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史国衡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大学担任总务工作。

院系倒闭,学者四散,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内地真的断子绝孙了。

心理学也没好到哪去,仅仅是因为它‌‌“资产阶级的出身‌‌”以及与‌‌“唯心论‌‌”的字面联系而不受待见,除了师范类院校有教育心理学的科目,综合性大学里只剩北大和南大还留着心理系。

而南大心理系1952年后也没有再招生,1956年并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北大的心理系也非常坎坷。按苏联专家的理论,心理学既然研究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最后沦为哲学系下面的一个教研室,却成了全国唯一的一个心理学教学单位。

表面上看只是院系调整,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切割对学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952年开始,北大心理系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少得可怜,哲学系课程占了大半,如‌‌“逻辑学‌‌”、‌‌“哲学概论‌‌”,甚至俄文。原来的专业课程不上了,文科都学什么呢?政治课增加得最多,课程占比甚至超过了专业课。1957年和1959年,为了响应当时‌‌“联系实际‌‌”的号召,才增加了医学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两门专业课。

当时猛增政治课的目的也并非真正研究马克思。1960年,中苏争端公之于世,中国需要大量能够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包括北大在内的几所大学匆忙重建政治学系,主要就是为了与苏联马列理论抗衡。

同样被贬为‌‌“资产阶级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得感谢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把人类学归到了生物学下面,所以复旦生物系得以保留一根人类学独苗。只不过,这根独苗真的变成了研究人类基因、生理的学科,而它的另外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则被彻底割弃。

50年代,中国成了全世界文科生数量最少、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文科、财经、政法这三个科类合起来的学生数比例1949年33.1%,1953年14.9%,到了1957年仅剩8%。

与此同时,理工科那边又是另一番景象。高等工业学校1947年仅18所,院系调整后新设了钢铁、地质、化工等类学校31所,短短十年,工科学生所占比重从1947年17.8%涨到1957年37%,几乎翻了一倍。

直到80年代文科才恢复重建,但重建谈何容易。正像费孝通所说,一门学科固然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

被毁掉的文科专业

终于熬到20世纪90年代,文科院系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中国兴起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没有文科专业说不过去。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场潮流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灾难。

1990年,国家启动‌‌“211‌‌”工程,从全中国各地挑选出了100多个高校,一起分130多亿元的建设经费。僧多粥少,只能给最高最壮的孩子吃肉,优先给办学规模大、需求更大的综合性大学打钱。

什么是综合性大学,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有个硬指标,需要有效覆盖6个及6个以上学科门类。

想要学科门类多,这太容易了,主要有两条路:一种就是像浙大一样,吞并周边的专门院校;另一种就是自体繁殖,不管自己行不行,先申报学科点、招老师招学生。相当一部分综合性大学就这样由理工科大学匆匆改造而成,学校是升级了,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低水平文科专业。

为什么说他们低水平?建国后30年内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井喷期,世界政治学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论文数和学者数都增加了3倍,这些都被我们错过。老一辈文科学者经历了60年代的大风大浪,挺过来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教师进修班、讲习班这种速成方式培养年轻教师,再让他们去教学生。

当然,一心只想增加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并不在乎这些,大面积扩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文法学院‌‌”,基本是从原来的马列、思政公共课改造而来,大大节省了成本。

2004年,南京邮电大学成立社会科学系,前身就是政治理论教研室、马列教研室和社科部。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更厉害,从马列教研室、社科部分裂出了法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种文科专业。

匆匆办学带来的恶果就是文科院系都像后妈带的孩子,爹不疼娘不爱,生存状态极为恶劣。

2016年,厦大中文系教授、博导王诺发表公开信,抗议学校文学博导要先交学校2.9万元/人的经费,然后才能招生的政策。多数人文学科,导师没项目,学生不参与,穷的叮当响,却要跟理工科一样交钱。

王诺老师抗议的大背景,就是中国高校里文科普遍太穷。2017年4月,75所部属高校公布了2017年经费预算排行榜,倒数的十所大学除了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全都是文科类院校。

要知道,大学分配经费是以重点学科为指标,最近一次评审是在2006年,一共286个一级学科,平均每个一级学科可以获得3.4亿经费,但文科仅占60个左右。此外,中国设有国家自然科学奖,而文科的国家级奖项近乎没有。

钱是第一生产力,没经费意味着学者收入低,文史哲研究者在学校宿舍里苦苦煎熬几十年很常见。

对文科学生来说就更苦了。众多文科专业中,最典型的‌‌“大跃进‌‌”专业就是公共管理,国内发展历史至今不过18年,但开设数量和招生规模却相当惊人。2000年,开办公共管理专业的院校仅57所,截至2017年,高校数量已经达到476所。

热火朝天开起来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学生学了什么、将来能做什么。

教育部当然规定的很清楚,公共管理是为‌‌“公共事业单位‌‌”培养管理人才的,说白了就是未来的公务员。相反,在国外,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身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光明正大地为政府培养人才。

例如美国有个名字相近的社会工作专业,最开始是发现慈善总会的志愿者效率不高,1898年开始举办暑期培训班,实用性才是第一位的。后来才有了社工专业,学生主要是去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工作。

公共管理其实就是各个学科的大杂烩。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方向的课程在总体课程中能占到1/3,每样都学,每样都像通识课。

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仅学不到东西,更难找工作。2015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2014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主要本科专业(前10位)‌‌”中排名第8,就业和专业相关率仅为45%。

在文科专业都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文科生更沦为配角。

歧视从中学开始

经历了上世纪的两场高校改革,文科生终于成为了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群体。

事实上,文科生弱的起点并不在大学。1949年中国全面照搬了苏联的教育体制,在苏联专家‌‌“只有理科生才能建设祖国‌‌”的歧视下,恢复了民国时废除的高中文理分科。

高中教育没有知识分子振臂高呼,改革力度更好掌控。从那时起,我们的文科生学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科。

或许你还记得你的高考语文试卷,无非是死记硬背古诗词、揣度人意阅读题、抄来抄去写作文,经过大量应试技巧的重复练习,不用思考,完全凭肌肉记忆就可以答题。

‌‌“人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之中‌‌”,正如钱理群教授阅读高考语文试卷后发出的长叹:‌‌“我感到生命的窒息。‌‌”

再以历史课为例,这可能是我们学到的最接近文科的课程。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课本一直在更新。例如1991年的大修改,为了应对学生的‌‌“信仰危机‌‌”,中国历史课本里的‌‌“阶级斗争‌‌”被替换为‌‌“爱国主义‌‌”,中国获得独立的‌‌“胜利者叙事‌‌”被改为归咎于西方的‌‌“受害者叙事‌‌”,单一的叙事逻辑,注定要扼杀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逻辑能力。

高中文科的初级难度,两眼一闭,学生只要当个默写机器,让优秀的孩子更不屑于学习文科。

2016年广州高考,华师附中、省实验中学等六所中学,基本遵循文科生比例越高、一本录取率越低的规律。也就是说,文科生比例决定了一本录取率的高低,进一步说明,差生在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比例更高。

众所周知,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是最低的。2017年湖北省高考,文科班的艺体特长生是理科的2.88倍。2015年全世界中学生学习水平测试72个国家中,中国学生的数学排名第6,科学排名第10,而阅读仅排名第27。

其次,所以并不是文科生天生差,而是好学生用脚投票,蜂拥去了理科,相反成绩差的选择了难度更低的文科。

当然,老师和家长的影响也很大。以西部城市延安中学高一年级的统计结果为例,学生选择文理科超过80%的影响来自老师和学校。

结果就是高中文理科生比例严重失调,2017年高考,安徽理科考生有29.6万人报考,而文科考生只有20.3万人,比例约为3:2,这个比例在湖北约为5:3,在黑龙江甚至可以达到3:1。

老师和家长唆使孩子选理科,当然是因为他们比孩子们更早的看清了现实。

不妨看下2017年北京高考录取情况,理科录取率达32.4%,而文科录取率仅有15.6%,不到理科的一半。即便是北京人想考清华北大,文科的录取率也只有理科的一半。2017年,清华北大在京理科录取率约为0.75%,而文科录取率仅约为0.45%。

学理科更容易上大学,一方面跟大学的文理科专业数量有关。2017年全国高校本科506个专业中,文科专业只有不到20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专业‌‌“文理兼收‌‌”,而且集中在经济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等热门专业。

说白了,理科的热门专业只招理科生,而文科的热门专业都有文理兼收的机会。

中学为了升学率,自然更照顾理科生,老师更鼓励学生,特别是尖子生选理科,优秀的师资向理科班倾斜,学生不断强化‌‌“理强文弱‌‌”的思维,不一定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学校的态度。

老师、高中、大学,环环相扣,在文科生的世界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爆发点就在你找工作的那一天。

2017大学各专业就业排行榜,就业率高、薪资和满意度较高的需求性增长专业全被理工科包揽,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电气工程等等;相反,前景黯淡的专业除了生物工程,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专业都挤满了文科生。

如果这还不能打击到文科生的就业信心,现实还可以更残酷,调查证明,工科生就算是转行去做专业不对口的文科工作,挣得也比土生土长的文科生多。

种种现实都证明,理科生成为人生赢家的几率高了不止一点,而广大文科生只能为自己点播一首《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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