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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40年:回忆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一刻

1978年,清华大学学生在上课

40年前,中国决定恢复因文革中断十多年的高考制度,几百万学子跃跃欲试,20万幸运儿如愿以偿。这是中国朝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BBC东亚部的华英回忆她的高考经历。

1977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文革已结束,大规模改革尚未开始,但到处是新气象。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知识重新受到尊重。

在小学教英语

1977年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教英语。之前我在一个培养小学外语教师的师范学校学习了3年。

我认为自己相当幸运。在我之前,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而我的同学,很多都被送到郊区插队,能留城的,也只能在街道工厂做工。

我负责教3年级4个班的英语课,200个学生,每班50人,年龄10岁。

一周之内我记住了全部学生的名字,想尽办法采取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对学英语感兴趣。几个月之后我在全校作了一堂示范课,也就是说领导和同事已经看到我的潜力。

晚秋的一天,我刚从乡下带高年级学生学农返京,家人告诉我,国家已决定在当年恢复高考,所以我可能有机会参加考试。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安心于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英语老师。突然而来的消息,令人兴奋不已。

读书难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我要读书》这本书,讲的是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高玉宝酷爱学习但缴不起学费,还要给地主干活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认为我们幸运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幸的是,小学没上完就赶上文革,学习文化知识不再重要。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是经常听到的口号;到中学的时候,国家树立的榜样包括和班主任作对的黄帅,在工农兵大学生选拔时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以及自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农村女学生张玉勤。

在那个年代,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绝对不可能,只有少部分已经工作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学员。

但我相信,不少人心中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意愿,就像那个贫穷要强的孩子高玉宝。

历史时刻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反响强烈。我们学校一共有8名教师希望参加考试。校长非常开明,她说支持我们报考,只是不能请假复习,要照常教课,但是可以不参加会议。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周日和同学一起接着复习,讨论报考志愿。我们到处搜集材料,手抄的,油印的,猜作文考题,复习英语语法,还要应付毫无把握的数学和枯燥无味的历史……

没有人讨论考试失败怎么办。大家只想如何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12月初寒冷的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到北京35中学参加考试。我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

第一天的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对我来说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比在小学教英语更靠题了。接下来有英语,数学和历史考试。

我顺利通过笔试,之后到北京大学参加了口试,第一次接触大学老师,看到优雅的北大校园。

1978年2月,寒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所在小学的全体职工返校,为新学期做准备,打扫卫生,做新教案等等。校长到教育局去领取高考录取通知书。如果拿到通知,这将是我在这个小学工作的最后一天;如果拿不到,我就周一回来继续教英语。

我心不在焉地擦玻璃扫地,一边思量高考结果对我的影响。

响亮的名字——77届

接近中午,校长回来宣布,8个考生5个获得录取,她感到非常自豪,尽管所有体育老师都中举要离开!下午学校匆忙举行了告别会,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

几天以后,我到北京大学报到。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首先抓教育,8月份召集会议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尽管文革的一些因素还在影响部分人的思维,但国家百废待兴,时不我待,邓小平一举定乾坤。这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大举动,深得人心。

1977年冬季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最小16岁,最长的过30;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4.8%,为历史最低。

我们被称作77届。77届代表一代人,我们吃过苦,上过班,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执著;77届是幸运儿,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首班车。77届将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

77年高考经历告诉我们,追求知识是人性,学习的渴望即使被暂时被压制,也不会永久消失。

回想当年,只有在中国那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才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我们这些小人物,便跟着潇洒地走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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