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五六十年代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刷家。烧了一冬天炉子，家里烟棚雾罩的，熏下个黑钵。刷家就要上街买大白、珠儿粉及芒草扎的刷子。刷家前先要用扫帚或鸡毛掸子扫尘，扫尘前首先要把自己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再用旧报纸、破布一类的东西，把家具遮盖上。抡起长把扫帚挥扫一番之后，整个人灰头土脸、须发皆白，成了西方的圣诞老人。而这项工作的艰苦还不在扫尘，而是刷家之后的收拾。因为白泥点子溅得到处都是，所以必须擦门、擦窗、擦家具，还要清洗床单被里窗帘。
那时，过年还要贴年画。一进入腊月，中山西路新华书店就开始卖年画了。平时冷落的书店，顿时热闹起来。一条条铁丝上挂满了年画，充满了喜庆气氛。那时的年画，种类繁多，色彩绚丽，内容丰富。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连年有余为主。
文革期间的年画都与政治有关，主要是毛泽东的彩照以及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的剧照。此外就是工农兵的光辉形象，色彩皆以红色为主。
那时，城里人住公房，很少有人请画匠画炕围子。墙围子都是买现成的印好图案的炕围纸。炕围纸类似于现在的壁纸，贴在炕三面的墙上。高度大约二尺左右，色彩一般以大红大绿为主，明丽单纯，俗艳极了。记得我家的炕围底色多为淡蓝，套着各种繁复如钞票花纹的图案，有点单调。别人家也有花鸟鱼虫、亭台楼阁、山水湖泊、丹凤朝阳的。内容丰富，雅俗相间。
贴炕围子时，要先熬一锅糨糊。将纸反铺在饭桌上，用排刷将糨糊刷匀后，轻轻揭下来，提到炕边。请家人左右端详好后，拿起小笤帚，一点点扫过去。横扫竖扫，那炕围纸便顺顺当当，紧紧地贴在墙上了。
家里没有小孩的，炕围子能用好几年，那时我的妹妹很小，天天没事时就用小手撕炕围子玩。每至年底，炕围子已经斑斑驳驳，破损的不成样子了。
一切就绪，就该清洗自己了。腊月二十三一过，也是街上的公共浴池最忙、最拥挤的时候。那时中国平民家里是没有洗澡间的，年前都要到公共浴池去排队洗澡。实在工作忙没时间，或排不上队的，只好在自己家里把火炉子烧旺，蹲在大木盆里洗个热水澡。洗得干不干净难说，反正主观上做了沐浴净身。此时才把换下来的脏衣裳放进大木盆里搓洗干净，把污秽留在过去，以清新的面貌来迎接新年。
原本家打扫干净了还要压粉、蒸糕、生豆芽、烧肉、炸丸子，……令人凄惶的是，进入老天爷玩忽职守的1960年，食物异常短缺，好几年和这些奢侈品无缘了。
然而，民以食为天。尽管赤地千里，我仍对过年抱着极大的热情。惦记着能有点肉吃，枯焦生锈的肠子得到润滑。1960年春节前，母亲买回一块很肥的肉，她把瘦肉削了下来，肥肉下锅炼油。炼好后，油碗放在锅台上，准备冷却凝固后收藏起来。那天我从外面跑了回来，看见母亲炼油。在锅台跟前转了半天，生气地说：“买点肉又炼油了，我吃啥呀。”于是端起油碗就喝了两口，嘴里还叨叨着：“吃不着肉，那就喝点油！”母亲吓了一跳，连忙说：“天那，烫着没有啊？这么热的油你也敢喝？你馋疯了！”
后来，母亲就煮了一碗肉给我吃。我一会儿就把一碗肉全吃光了，结果吃多了，睡到半夜时全吐了。
那些年，虽然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但物资供应却搞得极其匮乏，凡是一切生活用品全部凭票供应。记得每当到了春节，有关方面便会提前一个星期在大街小巷贴出有关春节物资供应的“安民告示”，其内容大致如下：
最高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要节约闹革命。
为了让广大革命群众过好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经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研究决定，在春节期间，凡城市居民每户凭粮证供应下列商品：
1.猪肉一斤，羊肉半斤；
2.白酒一瓶；
3.粉条半斤；
4.白糖一两，红糖二两；
5.“太阳牌”香烟五盒；
6.面包5个；
7.花椒一两，大料二两；
8.“海河牌”洗衣服一袋；
9.“上海牌”肥皂一条；
10.“大象牌”大号电池两只；
希望广大革命群众按时购买，过期一律作废。
那些年的副食少的可怜。为了买到一年都没见过的珍奇年货，排队的人山人海。去晚了，即使手中有票，也可能买不到的。商店里就连买菜也要菜票，按你手中菜票的数量，用刀切开来卖。有的家庭人口少，连一颗园菜都买不来的。
大家馋了一年，就盼着三十晚上这顿饺子。其实那顿饺子也是菜多、肉少，还缺油。包饺子的面，当时最好的也就是一角八分一斤的标准粉而已。
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是需要全家人一齐动手来包的，把中国人最讲究的团圆表现的淋漓尽致。饺子可包成麦穗的、也可包成小耗子的。为了增强吃饺子的喜庆程度，人们往往在包饺子时还要往里面塞几枚硬币。凡是吃出来的人，都会异常兴奋。每次包饺子时，我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口水就会流下来。为了先给我解馋，母亲就在火炉上先烤一个给我尝。
吃饺子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值得庆贺。吃饺子还要计数，家人吃完后，都要相互通报自己吃的数量。如果吃的着急，没记清自己吃的数量，那是很遗憾的事情。有时候不但向家人通报，还要向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通报：我昨晚吃了××个饺子！
孩子多的人家，因为饺子数量有限，只好按人头来分划。这时，吃亏的往往是大人，他们会把饺子汤也喝的一干二净。
那时，大家都没有零花钱。一般人家只能给孩子买100响的小鞭炮；富足一些的人家或许会买200响、500响的；兄弟多的人家还要把整挂鞭炮拆零后，再给每个孩子分配。因此，大多数孩子绝不会把归自己所有的整挂鞭炮一下子燃放掉。而是拆散，一个一个地分开燃放。
过年那天，如果谁家大人在燃放整挂鞭炮，我们听到“噼哩叭啦”的响声后，一定会蜂拥而至，如获至宝地争着去拣那些落在地上未燃放了的小鞭炮。即便没有捻子，我们也会麻利地把鞭炮拦腰折断，用火柴或者香烛点燃。顿时火花四溅，我们欢呼雀跃。
大年初一，男女老少都要换新装。虽然色调单一，都是黑、灰、蓝，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过年的欢快气氛。有的贫困户，过年也不见得能做件新衣服。直到年三十才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拆开旧棉衣，把棉花掏出来，连夜清洗。干不了时，大人用手拽着，彻夜站在火炉边烘烤。尚余潮气，就开始缝制，为的是让孩子们赶在天亮接神时就能穿上。
为了省钱，大多人家过年都是自己理发或相互理发。孩子的头一般都是家长给理，技术不行的人，结果可想而知。推的头发一块高一块低，像狗啃了一样。
我有生以来，得到最多的压岁钱，是大爷给的一块钱。印象深刻的是，父母亲还推辞了好一阵。后来因为大爷生了气，母亲叫我跪地磕了一个响头，才收下了这难忘的一块钱。其实，这样的大票。在小孩手里是花不出去。商店里的服务员根本不相信小孩手里能有一块钱的大票，谁家大人能放心给孩子这么多的钱呢？最后，我还是上交了母亲，换了一张五毛的。要知道，那时有五毛钱就能下馆子了。
三年大饥荒过后，普通人家又开始炸油糕、压粉条、抟丸子，大多数人家在春节期间都能勉强备下一桌像样的饭菜来招待客人了。记得那时正月到亲戚家拜年吃饭，母亲事先总会交代哪些菜（像整鸡、整鱼）是不能吃的，因为它们通常要应付整个正月里的客人。
文革期间，在满大街革命口号的时候，普通人家的除夕夜是静悄悄的。没有鞭炮，没有热闹的团年饭。典型场景是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完一盘白菜饺子，桌上用红纸包着一块砖，上面端放着一尊毛主席半身像，旁边两根摇曳的红蜡烛。
直到80年代，中国人的春节才开始重新喜庆起来。市场上出现了巧克力、饼干和话梅糖，联欢晚会上增加了相声和小品，连衣裙、西装和卡其布工装共同出现在大街上。
后记：
五十年代，得胜堡过年也挺红火。刷家、糊窗户、剪窗花、换新炕席、炸油糕、压粉、生豆芽、贴对子、垒旺火。
好年景时，能分上红的社员，生产队每家借给五块钱。分不上红的社员，每家借给两块钱。就这两块钱，舅舅家也花不完，剩下的五分，二分的纸币给孩子们发压岁钱。
那时，得胜堡只有一个人会写毛笔字。每年舅舅都要把他请到家里，摆上小炕桌，舅舅帮着磨墨，表哥帮着递红纸条，晾写好的对子。先生写完对子出门时，妗妗要给人家拿几颗鸡蛋或挖一碗面，以示酬劳。有一年春节时，因为没有请到写对子的先生，万般无奈，舅舅用小碗在红纸压上了黑圈圈。
那时，得胜堡还要邀请周围生产队的文艺队来村子里演出。一根铁丝绑一圪蛋烂棉花，往废柴油桶里一蘸，点着后，浓烟滚滚，油点喷溅。一场演出下来，演员成了烟熏猴，身上油迹斑斑。天寒地冻的，看演出的社员更辛苦。几乎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三四个小时下来，没有中途退场的。
1959年春节，得胜堡放了两天假——大年三十和初一。大年三十，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发了三两猪肉。当时五舅家一共六个人，分到了一斤多猪肉。家里穷，没有准备什么年货，五舅趁那两天休息，下大同卖笤帚挣了好几块钱，当他怀揣几块钱心满意足回家时，天都黑了。
后来每况愈下，每下愈况。到了60年，得胜堡社员的生活跌至谷底。那个春节，舅舅连家也没刷，窗户纸也没换，对子也没贴。虽然也包饺子了，但拌馅用的是兔子肉。一大盆菜馅里就一捧肉，用放大镜也看不见肉。猪肉哪去了？猪被公社强行收走了，因为要优先保证城市里人。
舅舅说，那三个年过的真是灰漫漫的，整个得胜堡没有一丝生气，好像全村都在服丧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