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月初主办“南南人权论坛”，七十多个国家参加，期间更发表《北京宣言》，借国际聚会展示声势，以另类的人权论述混淆观念，为反人权的恶行制造言论。
《北京宣言》第一条给实践人权设定条件。一是考虑国情，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二是按照人民需要，才能决定人权保障模式。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人权本身，由政治、公民、文化、社会以至经济权利，根本是源于人的需要，并且为保障这些需要得到满足而订立。确立人权，既要免受政府侵犯，也督促政府履行责任。
但若说人民没需要，某些权利不用也罢，只能是政府的托辞，借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一些人权是要保障少数人权利，不因多数人赞成便可否定，就如不能因为较多人赞成而牺牲种族平权的利益。即使容许人民自己放弃权利，例如不需要普选制度或者减少言论自由，北京请首先让他们有自决的权力，通过公平公开程序作出决定。否则一个政府，特别是不经选举产生的政府，绝不能说人民不需要某些人权，便把权力归到自己手上。
同样，推行人权当然要考虑国情，才能决定事情轻重缓急，重点枝节，再按部就班，具体执行。但国情不是遮羞布，当人民没权选择政府，没权选择信仰，没权表达政见，没权自由采访，没权组织工会，没权安居乐业，不代表可以接受，问题是这些国情出自政府滥权，剥夺人民应有的权利。不错这些都是国情，但这代表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永续下去，还是倒退而必须全面改革？
《北京宣言》第二条强调所有文明平等，应该“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和社会道德，相互包容、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各国政府及其人民应“同心协力构建这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权的价值是保障社会每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方面得享自由，也就得享尊严，同时彼此尊重包容，和平共存。奇怪的是，宣言第二条只谈国际之间之共容、合作，却不提一国之内政府需要包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理念者，也不说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自己社会共同体的发展。
无疑，国际之间和平共存，共创未来，当然是好事，但绝不能说国际合作、和平，国内人权便自动达标，或者说，要先达到世界和平，一国之内的人权才能实现。北京把焦点由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转到一个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利，重视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助，却不把同样标准用到自己国民身上，不啻是双重标准，也不外反映国权盖过人权的威权想法。
《北京宣言》第三条旧调重弹，认定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特别是衣食住行的保障，还包括获得安全、工作、教育的权利，以及健康以至社会保障的权利。宣言同时主张，个人的发展需要寄托于集体，人类整体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而国际社会应提供有利条件，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解决发展的问题。
这样的论述是建基于两种的假对立。首先是刻意把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权利互相排斥，彼此对立。一个国家怎样发展，难道就由国家机关说了算。由网络审查到拘控维权律师，再由驱赶“低端人口”到一带一路，难道当地人民没有表达以至参与的权利？政治权利何以不是发展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集体权利不能抹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北京市郊重新发展便罔顾“低端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不能为求维稳而不择手段，虐待受拘留的维权人士。其实每人的个人权利得到保障是他们所在的集体必须确保的权利，不能是谁控制这个集体，怎样发展，就任由他话事作主好了。
这份以国家、集体为主、以生存、发展为纲的人权宣言，口讲人权，实际上取消人民的公民和政治的基本权利，还要大放厥词，替自己面上贴金。如此明目张胆，也预示北京日后会以此论述抗衡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将更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