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韦君宜的《思痛录》出来后，很多人写了回应文章。我和朋友想编一本回应韦君宜的书。您曾在《文艺报》、作协工作过。想请您谈谈和韦君宜的交往和您看了《思痛录》的想法。
唐：对君宜同志，我一直是很敬重的。她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最初我并不熟识她。只知道她曾是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青年团干部。她调到《文艺学习》当主编，可能是因为《文艺学习》的对象是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秋耘和她原来就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据秋耘同志讲她，一向学习很好，是女才子，那时写的黑板报就非常漂亮。她调到作协时，是领导，我只是普通编辑，和她接触很少。
邢：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谈到了您。她说，在反右斗争发动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她在作协的鸣放会上，听到了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韦君宜说她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纯属“打抱不平”的性质。意思是说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经过。
唐：这件事情是这样的：1955年以后，就有丁、陈抗上的说法。他们与周扬的矛盾，大家都知道。结果就把他们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后来丁、陈几个老同志有个申诉书，意思是：我们有缺点，但不是什么反党集团。后来成立了一个复查小组，由郭小川同志领导，作协有我、丁宁，还有中宣部一个叫张海的处长等。怎么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我不清楚，那时我还没有入党，很多会不能参加。只知道很多作家起来批判丁、陈，最后形成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谁起草的，有人说是郭小川起草，经林默涵修改、整理的。复查丁、陈问题时，我已经入了党，就让我参加了复查组。我一看那份上报中央给丁、陈定性的报告，很震惊。觉得写得很过分。在我印象中丁、陈是很傲气、经常否定人。比如，他们看不起赵树理，这里面的确有一些情绪上的因素，因为赵树理是周扬肯定过的。但是，那份报告对丁玲他们有很多不实之词，其中虽说集中了一些作家的意见，但有些人肯定是顺风倒，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复查中，党组召开扩大会，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主持。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周扬，周扬参加会，但不主持。我和唐因在这个会上发了言。我年青气盛，对报告中有人的不实之词很有看法。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唐因说：我看了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邢：哦！韦君宜的印象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
唐：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这一点上，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不是周扬的责任，是丁玲的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而又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韦君宜没有和我交谈这些，但她可能在某些方面和我们的意见相同。
1989年她到作协开会，我记得是和葛洛、束沛德等同志一块谈评奖的事，这时她已经很累了。她大概当时正和黄秋耘一起在清华搞《一二九运动史》，很辛苦。那天沛德同志告诉我，君宜同志开会时，伸手拿茶杯，头一歪，就栽到了那里。大家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查后是脑溢血。她平稳下来后，我们去看她。她头脑很清楚，但半身麻木，行走艰难，她正在顽强地锻炼，可以看出她很刚强。她的《露沙的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说实在的，这点我是非常敬佩她的。
读了君宜同志的《露沙的路》，让我很吃惊。她有才学，家境那么好，有出国深造的锦绣前程。但是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抗日。参加革命后又怎么样了？首先遇到的是抢救运动。抢救运动，我早就听说过，也看了一些党史材料，都说得语焉不详，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始终弄不大清楚。君宜同志这本书很直率地说出了她所经历过的这场运动，虽不是全面回忆，但从她举的一些例子－－包括她丈夫杨述被抢救，从陕北基层学校到党团机关的搞法看，真是耸人听闻。她当时震惊极了，很不理解。看了《露沙的路》，我也很不理解，在当时那么严峻的环境下为什么要那么搞。绝大多数是冤案，包括柯庆施。最突出的是把四川省委书记打成“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人家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被逼得自杀了。那时人人自危，不是特务的已是少数。君宜同志有个问题问得好，她说：“如果我们队伍里那么多特务，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还用包围吗？只说声：你们过来吧，我们的队伍不就倾刻之间瓦解了吗？”
邢：我也想不通，如果说是建国后已经掌握了政权，有了绝对的威严惩罚异已，那时共产党力量那么薄弱，势单，怎么还在内部剿杀？
唐：我和你的看法正相反。在敌我犬牙交错、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人的警惕性是特别高的。因此就捕风捉影，草木皆兵。君宜同志当时那么不理解，但在毛泽东道歉后，她就谅解了，可能她认为斗争太残酷了。从这个角度她原谅了那场残酷的整人运动。而后来的反右斗争、文化革命就不太好解释了。当政权、军队全我们手中了，党的威望如日中天，可一次运动就打掉几十万人，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君宜同志晚年写《露沙的路》，可能她认为抢救运动虽是荒谬，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后来的运动才真正让她困惑。《露沙的路》写的是她参加革命后的耳闻目睹，其实更早还有整AB团。战争环境里怕敌人混进来。后来在和平环境怎么还搞残酷斗争？我认为君宜同志是逐渐地想认识这些问题。她的确是老共产党员，解放后一场一场的运动、斗争，她有疑问，有困惑，但并不随便说。直到文革中她丈夫杨述被冤屈，1978 年后大批人得到平反改正，可杨述迟迟不能平反。杨述比她还正统，不许她说，最后郁郁而死。君宜同志对很多问题的想法，是由来已久的，不是偶而为之。比如我被打成右派后，总是拼命挖掘自己，认为自己思想没改造好，怎么能在社会上有人向党进攻时，也讲些“对党不利的话”？这是一场生死大博斗，你虽是满腔热情干革命，可是你卷入了这场事非中，你被烩到里面去了。君宜同志未尝没有我这种思想矛盾，觉得革命复杂、艰难。但是她越来越不能接受的是：搞错了就要接受教训，不能就这么荒谬下去！所以我觉得她一直背负着一个精神的十字架。她为什么支撑病体顽强把《思痛录》写下来？她认为，这些教训太深刻了、太惊人了、太荒谬了！不写下来，良心不得安宁。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来。她的《思痛录》，就是这么直面历史、直面人生，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训，这是很有胆识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书。
她并没有推敲文字，只是把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如实写来。她自己也说让后人来分析这些史实，自己没有理论逻辑的能力来分析它们。这只是她的一个心愿。
邢：能不能谈谈您和她接触的一些事
唐：君宜同志的人品，我还可以举两件小事。
一件是，1983年我还在《文艺报》任副主编。一天，正在看稿，她进来了，拿了一大摞小报，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叫什么话呢！出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在南宁开出版工作会议，就摆在我们会议门口。我买了一批，这个你们得讲讲话。你们看，都是情杀啦、凶杀啦、又是强奸啦、少女遭魔掌啦－－”她说时很气。后来，我看到她的一篇文章，提到这事。文章说：她到广西看到一些不像样的小报，后来仔细一读，不象所想的那么糟，只是题目耸人听闻，内容还不至于不堪入目。读者文化档次不同，阅读接受的内容不同，一些读者爱看武侠小说，虽档次不高，但也用不着禁绝，倒是也提醒我们应该出些故事情节生动的作品把读者争取过来。说明君宜同志看问题是很客观、实事求是的。
还有一件事。1986 年我和葛洛同志到延安，遇到君宜同志。地委同志去看我们时，君宜同志对延安经济、生产、生活方面的发展变化问得十分仔细。吃完饭，我们出来散步。她说“文革时”她到过延安。她指着我们路过的一个小饭铺说：“我就在这个饭铺吃过饭。当时要了两碗面，没想到，面一揣上来，忽地围上一圈乞丐，有的伸着碗，有的伸着手。怎么这么多面黄肌瘦的饥民啊？我曾在延安住过多年，现在回来了，看到的是这种景象，怎么能吃得下呢？我就把碗一推说：你们吃吧，我就走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们怎么能把延安搞成这个样子了呢？所以，我很想了解现在延安的情况。看看现在延安的情景，乞丐极少，温饱是解决了，说明地委没有骗我们。”君宜同志是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的生活。后来，我们又一块坐飞机回北京。在延安机场等机时，说起飞要推迟，不说具体时间，也不让离开机场，只让我们等着。我和葛洛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只见君宜同志坐在一个角落里正拿着一个小本子写着什么，没有我们那种心烦和不安宁。这使我看到了她的勤奋。她很有才，但多年做行政领导工作，可是粉碎四人帮后，她写了那么多的东西。
邢：在同代人里，韦君宜的遭遇算是好的，抢救、反右都沾了个边，有惊无险，“文革”中解放得又比较早。但她不因为自己处境好一些就不思考问题。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泄私愤，而是对历史负责，不写出来不能瞑目。最近几年文艺界没有一本书超过《思痛录》。
唐：韦君宜的书里有一章叫《编辑的忏悔》。她说她“解放了”，可实际是进入了一个囚笼，让她干的事都是欺骗读者、欺骗工农兵的。有一篇小说，在她看来还算可以，可军代表说，这篇作品怎么没有阶级斗争？她只好和作者商量，你能不能写点阶级斗争？斗争什么呢？就设想能不能表现阶级敌人反对使用拖拉机，破坏生产。那作者说我不知道拖拉机会出什么问题？韦君宜说，我就带着他，请教懂拖拉机的人：如果想让拖拉机出毛病、搞坏它，应该动它什么地方？她说，你说我是在干什么呀？我就是干了这么多哄人、蒙人的事，对不起作者、对不起读者的事，她感到非常痛苦。
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她已经力所能及、或力所不及地抵制这些荒谬的做法。到反对右倾翻案风时她又成了翻案的“黑靶子”，说明她做了一些抵制，引火烧身了嘛。
对君宜同志，我很敬重，性格耿直，不人云亦云。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她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如书中的写的李兴华，我们在一个农场劳动过。那人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好人。韦君宜完全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是也得违心地去宣布李兴华是右派吗？这些都是她精神上的痛苦。
邢：有人说她过去也很左。我也奇怪，她不是经过抢救运动了吗？知道有些时候会误伤一些好人，那么遇事不是可以冷静一些吗？
唐：君宜同志的大彻大悟，是在“文革”后。“文革”中的经历真正教育启发了大家。只要有反思精神，就会思考。一个严肃的党，不能这样治理国家。法是自己制定的。岂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最近收到一本书，书的作者受罪四十多年，但完全没有反思精神。我看后感慨极了。
邢：看来不是光是敢不敢说的问题，各个思想的高度不同。
唐：我认为有些人是从精神上彻底被打垮了。
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