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南方大雪的那个春节，我带着父母在江浙旅行。临时起意，我们决定去看望绍兴的亲戚。二姨一家在那儿打工，春节没有回老家。通了电话，才知道他们并不在绍兴市区，而是附近的柯桥。那儿以前是个小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轻纺城。工作机会多。
我们在柯桥汽车站下车。十分钟后，二姨夫从远处走来。我将近十年没见过他了。他仍穿着那件迷彩外套，头发和胡子都乱糟糟的，满脸皱纹。我读高中时他就在全国各地流窜打工，大部分时候都在江浙地区。我甚至搞不清他到底多少岁了。
他说，坐公交车，一块钱就到家。我们坐上一辆无人售票车。二姨父投了几个硬币进去，隔了一会儿，司机转头问我们几个人？“四个！”父亲说。“但是你只投了三个硬币。”司机看着二姨父。我母亲皱了一下眉头，回头对我说，他们可能太节约了。
母亲提到二姨时，常说她“仁义”，意思是她对人很好，大方。家里穷，但穷得仁义。
半个小时后，公共汽车开出了城市，沿着一条新修的马路越走越偏僻。我们在一个看起来像村子的地方下车。后来我知道那儿是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四周都是荒野，工厂似乎离得很远。步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旁，他们一家五口人租了一间不到15平米的小屋。
在老家乡下，二姨家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我小时候常去那里过年。她是个风趣的女人，独有的农村妇女幽默。几年前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她的命，最后她活了下来，但丢掉了一只眼睛。她称自己为“独眼龙”。她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们在两年之内纷纷出嫁。其中一个现在和他们住一起，有了小孙女。
那天刚好是他们过年请客的日子。在离家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这个小屋，来了那么多亲戚，算上我们一家，大约有15个人。他们住得都不远，都在附近的工厂上班。因为大雪，都没有回老家过年。按老家风俗，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们轮流坐庄请客吃饭。
我们在小屋门口，支了一张大圆桌。厨房也在门口，临时搭了个棚子。表妹夫妻二人忙着炒菜。屋子里黑乎乎的，两张床只是两块木板，底下垫的是砖头。中间隔一层布帘，晚上他们就隔着布帘睡觉。电视机是这里唯一的电器，荧光屏一闪一闪，映着墙上黑乎乎的腊肉。
陆续前来的亲戚们，站在屋外闲散聊着天，讨论最近的工作机会，哪家工厂是不是更好。偶尔也传来笑声。
那天中午，所有男人都喝醉了，喝的是绍兴黄酒。
饭后，母亲提议我们去附近的小超市，说要给我的小侄女买点东西。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讨论，该给他们多少钱才合适。春节期间讨论每一笔支出，是我家的惯例，只是这一年搬到了浙江。
从超市出来，小侄女非常兴奋。她得到了一大袋糖果和一套童装。二姨背着她走在我们前面。
往回走的那条小道很狭窄，路上都是污水，偶尔能碰到几个年轻人在打台球，但还是很冷清。我和母亲，二姨和她的孙女，慢悠悠地走，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回他们的小黑屋。南方真的太冷了。
2
我第一次听说三峡移民回迁，是北京奥运会的那年夏天。为了躲开京城的热闹，我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在奉节，我每天都会经过白帝城，爬上夔门峡的山壁，那里有一座八角亭，是长江上游最后的信号台。
那年，三峡库区的水位还没涨到最高线。但从信号台望出去，江面开阔，仿佛一镜湖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险峻。奉节的老县城几乎已全部淹没。新县城建在半山上，只不过几年，却已恢复繁华模样，街上人潮汹涌，广场上的露天茶馆找不到空位置。我问朋友，哪里来这么多人？他说，好多搬走的移民，现在都回来了，就住在城里。
话题没展开，一晃就过了四年。
直到2012年春节，我才正儿八经去奉节寻找回迁的移民。听起来像大海捞针，但进行得却格外顺利。我找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下一个，然后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子，到最后，我不得不挑选着碰面聊天。有些人移民后，几个月就回来了。有些人在异乡又多熬了些日子，最终被生活逼回奉节。回迁的理由也千差万别，大多是因为钱并不好赚。但本质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不习惯他乡的生活，奉节始终是家乡。
在这些人中间，方诗伟给我印象最深。他最后成为那个稿子的主角。
他们回到奉节后的生活，已脱离了移民前的节奏，都是重新开始的。那些早回来的人，容易抓住新县城的发展机会，做点生意发点小财，买了房，过上更好的日子。就像中国大多数乡镇上的人一样，城市化进程会打破原有的阶层平衡。对移民们来说，早一点回来，往往意味着机会更多。方诗伟就常后悔，为什么在异乡浪费了那么多年。
回到北京后，我偶尔会想起方诗伟和他家人，不敢多想，怕他们过得不好。我常安慰自己，在中国，县城里的人只要努力，机会也许比大城市更多。
2014年，我翻出了方诗伟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里一片嘈杂，是批发市场的声音。他说今天下雨，生意一般。他的声音仍然很平静，不兴奋，也没有抱怨的意思。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他的生意其实有了大进展。
在过去的两年里，方诗伟又租下了对面的门店，比他之前的大一倍。卖的仍是绢花、玩具，从江浙来的小商品。他还住在租来的那套房子，母亲从萧山回来帮忙，替他照看孩子做饭。他父亲仍在一千公里外的萧山，独自照看那边的家。我们聊了一会，谈起认识的另外几个移民，都混得不错。我说，看起来生活没怎么变。
“是啊。没得啥子变化。”他感叹了一句，停顿片刻，突然说，“我们马上又要生个孩子了。”
“恭喜恭喜。”我笑道，“这孩子应该算是奉节人吧。”
3
2017年夏天，我和赋格开车沿江而下，途径奉节，打算歇一晚。我决定再去找找方诗伟，但电话打不通了。凭着零星的一点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在一个名叫“猪娃市场”的大楼，挨着长江。我也还记得他摊位的位置，进入市场后的第一个拐角。
但猪娃市场又在哪里，导航搜不到。
我们沿着滨江路来回开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一个眼熟的大楼，客运站，再往上是诗城路，眼前的景象熟悉起来。马路左边的几个市场，都很像我几年前采访时的样子。
我首先去了长得最像的一个市场，但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随便找了个老板问，卖饰品的方诗伟，认识吗？不认识。赋格说，找个竞争对手问问。一问，竞争对手果然认识，说就在前面的市场。我寻摸过去，以前的拐角处摊位已换了老板。但是临街有个店面，卖饰品，里屋有个小妹，不是他老婆。
我走进店里。一个男人从里屋钻了出来，像又不像。我问，方诗伟在吗？他说，我就是。
我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他好像终于想起来。“什么事？”他说，有点不知所措。
我说，没什么事，路过。
他掏出一包烟，给了我一支，说，到门口去聊聊。
“老婆呢？”
“她刚才还在这里，现在回家了。”
“住进新房了？”
“是，就在那边，这儿看不见。”
我们往前迈了几步，仍看不见。
“你父亲还在浙江？”
“还在，他刚下去。”
“其他亲戚还在那边吗？”
“还在啊。”他又点燃一支烟，“只有我回来了，他们在那边也都有事了。”
“都有生意？”
“也说不上是生意吧，”他说，“上班，工厂，反正都有工作。”
“你们以前的摊位呢？”
“租出去了。现在这个摊位也是租的。”
“有名字了。”
“是。”我们又往前迈了几步，回头看店里的招牌：“红石榴”。
方诗伟穿得比以前时髦了，一件浅格子T恤，浅绿色花纹短裤，肚子也挺了起来，头发剃得很时尚，小老板的模样。这时走来两个女人，选了一顶草帽，问多少钱。“20。”女人说，“太贵了，10块吧？上头有摊位只要10快。”他抬了抬眉毛，说，10块？那你们去那边拿吧。
他说有一次游泳，手机掉水里，丢了所有的电话，他自己的号码也变了。他从新手机里翻出一篇文章，发给我，仍是关于三峡移民的事。他说，“那些钱，很多应该给我们的钱，到现在还是没给我们。”我说，你小心一点。他叹了口气：谁也不知道那些钱去哪里了。
4
今天本来是缺稿的，也可以没稿，但我还是忍不住半夜写了这些字。写得快而乱，抱歉。就在上个月，我和朋友还去皮村看了看房子，那时我们正在寻找一处更便宜的住所，发现我们目前所住的常营周边，就有很多廉价公寓。一个小开间，带一厕所，十几平米，每月一千到两千。网上的图片显示，很多窗户都用铁杆封住，望出去是对面的墙壁。
皮村有很多这样的公寓。草房也有，物资学院也有，通州更多。我说，有点像大学宿舍，但这明显是美化了，浪漫化了。现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我刚做记者时，跑都市新闻，有次不知什么事跑到北京西五环采访，碰到一个在石景山天桥上卖钥匙链和挖耳勺的男人。我跟着他回家，走了半个多钟头，似乎过了一道铁路，到了一排平房。他就住在那些平房里的一间，每月只要150元。屋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张床垫。也是个冬天，冷死了。
还有一次是采访河南的灯光师，四年前吧，我从剧组跟的他们，采访快结束时，带我去他们住的地方，靠近北六环。他们之前住在北五环，城市慢慢扩展，他们也跟着往外挪，就挪到了另一个外地劳工集散地。他们就住在这样的临时搭建公寓，几平米的房间，带个厕所。他们说这算很好的。后来我去他们河南老家，乡下都盖着很大的房子。他们省吃俭用都是为了带回去。其中一个灯光师那时正在写剧本，写的就是他们的经历。
正午以前采访过人类学家项飚，他说，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态——“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也如此，搞很多工程，但这个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说不清楚，但就要搞，不搞捞不到钱，一系列工具性的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我学问差，但他的这些话却记得很清楚。做记者做久了，容易有幻灭感，坚持不了的就转行了，留下来的也容易变得僵硬。思维上的，写作上的，甚至说话做事都很僵硬。我得常常活动筋骨，才能变得更灵活，因为我现在觉得，僵硬比蜂鸟更糟糕。
上面提到的所有人，我都很尊敬。我二姨一家最终回了老家，在我们县城买了房子，定下来了。我采访过的其中一个灯光师因为意外去世，但我去过他老家，房子很大，孩子也长大了。我想，我和他们其实都是悬浮的蜂鸟，我们在各个城市挪来挪去，移动迁徙，都是为了某一个目标。目标是存在的，而且可能会达到。终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思考事情本身的意义。不过首先，得允许我们生活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