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伟大讨嫌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要求也并非完全无理。例如，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群攻张春桥的一个最主要的罪证是张在讨论《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41]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发生过。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承认这是林彪的疏忽。[42]
此外，根据今天陆续问世的材料，林彪又确实是庐山会议上以设国家主席和保卫“天才论”为名，企图搞垮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幕后推手。从毛泽东的视角来看，林彪是应当高姿态地做一个自我检讨的。而他一直没有点林彪的名，已经是很保护他的了。但林彪并不领情，坚决不做检查，开始了和毛长达一年的“冷战”。并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向毛闹了情绪。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不智之举。在皇太子政治中，任何一个极其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储君的废黜，更何况是用闹情绪来向最高皇权示威呢？对于这一点，文革研究学者陈益南认为：“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他的下场便远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惨……”[43]这当然是历史假设的一家之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彪以冷战对抗“圣威”，大大加速了毛泽东对他从一般的“埋怨”到“愤怒”的过程。要知道，“从不服软”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同样是毛泽东的枭雄个性，而他则是一念间可以决定“储君”林彪兴亡的“君主”。在这一性格冲突中，失败者必然是林彪。原林办工作人员官伟勋就举过这样“一个例证”：
1970年斯诺来访是一个例证。据Y秘书讲，斯诺来京之后，毛主席指示林彪首先接见，林彪就是不见。……一拖就是几个月。毛主席怎么能高兴？你不是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让你接见一下斯诺你都不见！后来毛主席自己接见了，“四个伟大讨嫌”这句要命的话就出来了。[44]
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处理和毛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那就是他的心理疾病的加剧导致他病态性的固执、使他更悲观消极地应对。因为精神病常识在今天的普及和政治禁忌的打破，无论是林以前的家庭医生、秘书，还是主张为他“翻案”的研究者，都公开地认为林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45]大陆的林彪研究学者舒云在采访了林彪女儿林豆豆以后，得知当年苏联专家诊断林彪的精神病症是严重的忧郁症。[46]在日常生活中，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47]
在1970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失败后，林彪显然是精神受到刺激极大，情绪极其消沉，出现了“恐惧害怕、敏感多疑、委屈易哭、悲观失望、不愿见人、不想说话”等多种精神病的症状。[48]属于精神忧郁的焦虑症、疑病症、恐惧症都时有出现。对此，原林办秘书们的回忆录中对此都有很多的记载，如“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1971初，林在苏州时和叶群一起抱头痛哭。[49]又如，林对警卫李文普极其悲观地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啦！”再如，他突然抱着来访者大哭。[50]这些症状虽然还没有到主导林彪正常思维的地步，但对他的性格的变异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超天才让毛忍无可忍
最后，“望子成龙”的血统世袭的思想造成了林彪在处理储君和最高皇权关系上的最大失策——他错误地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当作“接班人”的“接班人”来培养。且不说这一做法原本就可能大大触犯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又和毛所心仪的第二代接班人（张春桥）唱了对台戏。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战了在变异的中共皇太子政治中，只有最高皇权才能决定第二代接班人的权威。此外，林彪还极不适当地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都带有传统的东宫太子府开衙建府的性质，而这正是毛氏皇太子政治最不允许的潜在的第二权力中心。而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又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更有甚者，林彪还默许并参与了对林立果是“超天才”的造神运动。古往今来，为了证明逆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51]此外，林彪培植林立果为第二代接班人的种种做法还在阴差阳错之中，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并使毛可以背靠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大义来进行废储。总之，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1971年9月13日，毛林之争写下了最后一章，但还是没有跳出皇太子政治的怪圈。它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进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中的最常见结局和最悲剧性的一步：皇太子被逼造反、不久兵败身亡。纵观毛林之间由数十年的“最亲密的战友”到成为“接班人”以后迅速反目为仇的经过，不难告诉世人他们之间注定翻脸的制度原因。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还拥有哪怕对世袭制中皇帝也所有限制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有“接班人”的潜在“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隔代指定储君的“接班人”的权力等等。因为这一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量。简言之，相比较本来就处处刀光剑影、步步血雨腥风传统的皇太子政治，它的革命的变异使“接班人”通向最高权力的一步之遥更难跨越了。
【注释】
[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15年第三版。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5页。
[3]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内禅”，即把最高权力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不导致朝代更替，而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这里探讨的禅让，主要是指“外禅”。
[4]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08－309页。
[5]同注4，第31页。
[6]这些例子，可见王明《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3,118,208,245－246页。也见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450页。
[7]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发言提纲〉，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8]同上，第371页。
[9]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60－161页。
[10]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53页。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1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2015年第三版。
[12]〈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1966年9月22日），中发［66］502号。出处同注11。
[13]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林彪总是把毛个人和思想高举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把原本附庸于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下的贫乏杂碎的毛思想与马列主义分离开来，并提升为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为此，这些过分的谀辞在党内招致多数人的非议，1960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天津开会决定不同意林彪的观点（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等），而一律只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怕触犯众怒，便也同意了这一决议。在林彪发表“5·18讲话”的三个月前，毛在2月9日又重申了他完全同意这一决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8页。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5]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6]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445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9页。
[18]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第329页。在李文普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沉默后不得不说〉中对这次会见也有所记载，说“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的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见赤男、明晓等著：《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9]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0]黄铮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
[21]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发表于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期间。他的原话大约是：“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2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4－15页。
[2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
[24]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5]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纽约：明镜出版社，2000年，第671页。
[26]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79页。
[27]见〈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年7月2日，中发［1972］25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4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42页。
[30]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1965年11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31]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196页。
[32]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
[33]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150页。
[34]林彪：〈在军队干部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35]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9－340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
[37]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38]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548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75页。
[40]同上，第378页。
[4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81页。
[42]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43]陈益南：〈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568－569页。
[44]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第210页。
[45]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第207－208页。
[46]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450页。
[47]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436页。
[48]抗战中，因国军阎锡山部失误未将相关信息下达至基层，身着缴获来的日本军服的林彪在途经其防区时被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向其开枪，受了严重的枪伤。经检验脊髓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并因此留下了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据有关医学常识性的网络辞典，这一神经紊乱症也很容易并发一些精神病症状。见百度百科。
[49]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50]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317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原载《新史记》总第33期，201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