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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6/6)

6、唐晓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状态

说到唐晓渡,我联想起的总是诸如乔治·奥维尔,或者捷克的哈维尔一类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唐晓渡的学养和人品,很难找出能够与之媲美的另一个。至于他能否做出类似于奥维尔和哈维尔那样的成就,则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之类的条件和他自身的努力了。但以他的“晓渡他人,搪塞自己”性格,难度不小。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似乎都得张扬自己,搪塞他人。

我是那年,1986年吧,宗仁发把我请到长春,给我发了个小说一等奖,才认识了宗仁发从北京请来的唐晓渡。宗仁发真是个人物,他居然知道我跟唐晓渡会成为好朋友,特意作了那样的安排,让我和晓渡同住一室。第一个晚上,彼此一聊就聊到深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记得他那次谈得最多的,就是乔治·奥维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我发现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还具有极其敏锐的直觉。有许多擅长理性思维的学人,通常在直觉上比较迟钝,比如汪晖的直觉能力就相当差。而有些直觉能力较强的人,理性思维又比较紊乱,比如肖夏林就是个不喜理性分析的直觉主义评论家。但唐晓渡恰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好的天赋,甚至对神秘的事物,也有一定的感受能力。

见我和唐晓渡谈得很投机,宗仁发马上抓住机会,把我们的谈话录音下来,做了个对话,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的《关东文学》上面。至于彼此究竟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实在是谈得太多,写得太多,根本记不起来谈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至于读过什么书,更是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海德格尔那本《存在与时间》,我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晓渡从北京给我寄《存在与时间》时,在书里夹了封短信,信里说,把这本书读通了,其他书可以不必读了。我收到这本书之后没多久,天翻地覆的事情便降临了。然后我被送到那个地方。在最后的三个月里,我被允许看书,我于是就将《存在与时间》认认真真地安安静静地读了两遍。我后来把海德格尔之于存在的追问,比做《山海经》里的夸父追日。这意思是,海德格尔不是太阳,而是在奔向太阳的追问者。老子才是太阳。也许是这个原因,海德格尔晚年,十分着迷于老子的《道德经》。

至于海德格尔以降,雕虫小技而已。在这一点上,晓渡的眼力远比其他同辈学人要高远和深邃。

我后来因为晓渡的缘故,见到过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做刘东。此人喜欢夸夸其谈,说起话来相当夸张,有点像京剧票友那样,以比京剧演员更加热爱京剧的方式,比诸如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文化人物更加热爱文化。刘东让我的感觉像是个文化那五。这可能也是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即虽然没有过去阔多了的背景,但也照样玩票,照样把文化当作鸟笼子那样拎着四处游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场合。

有一次我在《学人》上读到刘东写的一篇美学文章,口气大得惊人,可是实际内容却空洞得不能再空洞。我当时就从朋友那里问到了刘东的电话,把他从梦里叫醒,对他说,你的这篇文章,从内容到语言,全都令人讨厌,就连说话的方式都是不对头的。我气哼哼地说了一通,才平息了心头的火气,挂上了电话。后来唐晓渡告诉我说,刘东被我说得一头雾水,并且再也睡不着,给晓渡打电话诉苦,说他被我的电话从梦中惊醒。晓渡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笑呵呵地告诉刘东说,从梦中被惊醒不挺好么?

不过,我后来想想自己也太唐突了,就算刘东文章写得太夸张,也没必要那么说人家。尤其是我后来听说了刘东跟他导师李泽厚的故事,对刘东反而生出了同情。

那故事是刘东在香港碰到恩师李泽厚,由于彼此间有过摩擦,刘东主动提出和解,请恩师吃饭。不料,李泽厚坐下后,一点不妥协地对刘东说,先把话说在前面,假如彼此说不到一起的话,这顿饭现在取消还来得及。结果,是一旁的刘再复再三打了圆场,才使刘东得以让恩师吃完了这顿饭。

刘东除了夸张和虚荣,好像没有其他毛病。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夸张和虚荣似乎都不算什么大毛病。

唐晓渡的前妻,崔卫平,夸张起来全然一副娥眉不让须眉的劲头。我在90年代曾经写过一文,赞扬当时的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北大李零写的《汉奸发生学》,此文我当时推荐给钱谷融看了,钱先生也赞不绝口。一篇是徐友渔谈论自由主义的什么文章,具体我忘了。还有一篇就是崔卫平的《文艺家和政客》。此文十分犀利,跟唐晓渡的儒雅完全是两种风格。但没想到,崔卫平被我那么一说,犀利个没完了。

那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丽娃河》出版之后,我从美国打电话通知晓渡,电话是崔卫平接的,说是晓渡已经搬走了。我楞了一楞,然后顺口对她说,我的小说出版了,可我没法送你们,只好请你们自己去买一下。不料,崔卫平在电话里叫起来说,李劼,你怎么如此狂妄,竟然叫我们自己去买你的小说看。假如我处在北京的气氛里,听到这样的话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但在另一种环境里,觉得特别错位,仿佛那电话不小心被接通了精神病院的病房一样。

但崔卫平的才华,我依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她写的一篇评论上海女诗人陆忆敏诗歌的诗评,堪称佳作。至于她后来表示要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作,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老实说,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可以深入交谈的中国学人呢。我不知道崔卫平有多大的本事,能够教人家写作长篇小说。我也不知道她读过多少部长篇小说,更不用问,她自己到底写过几部长篇小说。

记得她有一次要考考我的演讲能力,把我拉到她所执教的北京电影学院去给一班将来要准备走上银幕的红男绿女开讲座。她告诉我说,你能镇住这帮学生,你就可以讲遍天下。她还告诉我说,那个《拯救与逍遥》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讲不下去了。课堂里只听见叭啦叭啦的椅子翻板声,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当着演讲者的面,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结果,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学生越来越多。讲完之后,他们不停地递条提问,最后临走之前,还有学生上来交流。倒是崔卫平自己,听得坐不住了,以一种女权主义的语气,向我发出一串串的质问。结果,学生被她跟我之间的争论给弄懵了。他们搞不懂他们的老师怎么跟她自己请来的演讲者争起来了。

在北京,搞笑的不止是男性学者。这个城市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但讲座完了之后,崔卫平还是承认我讲得很成功,她兴奋地说,李劼,你真是可以讲遍天下。她哪里知道,我早已深深领教这天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正准备逃之夭夭呢。

那次讲座的时间,是在90年代。

唐晓渡生活在如此夸张的一个城市里,能够始终保持低调,保持他一贯的儒雅,真是很不容易。这是需要很强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对晓渡的修为相当佩服。我唯一不以为然的,是他抽烟抽得太厉害。

那次的东北之行,还碰见的一个有趣人物,就是洪峰。洪峰跟晓渡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有一点他跟晓渡很相同,就是低调。洪峰不善言辞,非常木讷,但说出来的话却非常实在。

洪峰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后来彼此一起在北京相聚的情景。那时我们都住在戏剧学院的招待所里。为了能让我跟史铁生好好谈话,洪峰特意跑到雍和宫旁边的那个四合院里,把铁生载来后,径直背上楼来。我跟史铁生谈了很长时间,洪峰一声不吭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不插一句话。

洪峰在鲁迅文学院时,跟余华住一间宿舍。我有一次去造访他,路上正好碰上也在该院读书的一个女诗人,听说我去看望洪峰,主动给我带路。见了洪峰,他告诉我说,你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可是咱们学院的院花。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运气好,而是余华运气好。

跟洪峰谈话,能够长时间谈下去的主题,就是女人和爱情。他认为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别看洪峰模样像个山民一样,其实内心非常细腻,对女人也有一副贾宝玉心肠。洪峰在创作谈里,公开宣布,他是为心目中的姑娘而写作的。所以我会在人物散文里写《少年洪峰》,不是少年维特。

洪峰是个和余华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样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他绝对不会习惯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种真实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夸张。有一次,李晓桦请我和洪峰,还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电影学院讨论会的张献,一起去肯特鸡店吃饭。洪峰朝着门口那个笑容可掬的肯特鸡老头塑像瞅了好一会,然后十分迷茫地问我说,这是真的么?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进了门以后,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样制服戴着同样帽子的小姐们问我,这也是真的么?我回答说,这可能是假的了。旁边的李晓桦听得呵呵大笑,从此认定洪峰是个好朋友。

北京这个城市,确实很难让人分出真假。

洪峰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觉得不太自在。在文学院完事之后,他赶紧就回东北了。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已经从长春搬到了沈阳。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让我十分难忘又极为歉疚的是,沈阳的文学评论家辛晓征,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远的赶来,无奈我的生物钟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我没能跟辛晓征好好说上话,弄得洪峰对我十分不满,弄得我自己也对自己十分不满。须知,辛晓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年辛晓征在编一个文学内刊时,发了我许多长篇大论,不管如何尖锐,全都一字不删。我因此一直记得他。最近我听吴亮说,他在北京碰到辛晓征,不仅自己买了我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还特意送了吴亮一套。我听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于经常见面的。

李晓桦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真正的朋友,分别十年,见了面就像昨天刚刚分手似的。

说起来,李晓桦也是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罢,他的人也罢,特别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诗歌很早就获得了什么奖,后来他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蓝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写西藏的力作。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90年代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在北京彼此相见时,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他是带了摄像机和一个摄影师去美国的。他本来想把美国的种种阴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结果,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自己太可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人家至少是人的国家。他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沉重。他说他后来拍了许多美国的风光,回国后准备做一部在美国观光的记录片。

90年代,李晓桦不再写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觉,却一点没有因为转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仅从上述这番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当正常。在我看来,能够在一个夸张的城市里依然保持心态的正常,已经难能可贵了。

就正常而言,李洁非也算是一个。李洁非后来也写过些小说。他的小日子似乎过得不错,美丽贤慧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子。平时喜欢下围棋,也喜欢看足球吧。要不,他不会把我比作文学和文化批评上的马拉多纳。这个比喻很好玩,因为两者至少在备受争议上,是相同的。

李洁非在80年代,写过许多评论文章,包括对新潮小说的评论。他虽然是个京剧爱好者,或者说票友。但他在文学和文化上却从来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认真地面对之。

同样认真的,还有潘凯雄。潘凯雄原来在《文艺报》时,曾混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份上。在8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也发了许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设法地发表出来,并且尽量不作删改。说起来,潘凯雄倒也是个耿介之士,所以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文艺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是在一个朋友的作品讨论会上。彼此只来得及匆匆说上几句话。

这些在北京的朋友们,80年代都是风光过的人物。后来随着时过境迁式的变化,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夸张的城市里,纷纷自谋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学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对于那些不择手段抢夺话语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辈学人,倒也心生一丝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深刻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赖。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个深到哪里去的质疑。

唐晓渡肯定不会喜欢黑格尔。但唐晓渡整天地晓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对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种认同呢?我一直认为晓渡是有实力写出惊世之作的。他虽然已经写了不少,但我依然还在期待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渡有点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张献。张献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进发的时候,那个城市也在向他包围过去。同样道理,唐晓渡最后也有一个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没,还是他在那个城市里点亮一支心灵的蜡炬。我坚信,只要蜡炬被点亮,就不会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写于纽约

(选自李劼著《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出版社:秀威资讯,出版日期:200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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