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京的同行们
在那次笔会上，众人听韩石山说了许多民间笑话。诸如“拍拍拍拍白拍拍”之类，让人捧腹。不过，我觉得在言谈之间更有幽默感的，是黄子平。
黄子平长得有点像相声演员马季，并且说话也像马季一样的风趣。他对我说，如今许多人都“富”起来了，而我们两个依然如故，在学校里还是贫下中教。他说的富起来了的“富”字，谐音于“副”字。因为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同事同行，几乎全都变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编。唯有他和我，依然是讲师，没有任何其他头衔。我后来发现，黄子平这句玩笑话的深意，可能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间的某种分化。就像当年五四《新青年》诸君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一样，80年代起来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渐渐地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分化，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来的。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的父辈有过被打成右派的教训，子平说话非常谨慎，一般不会表示什么态度。他当然更加不会像郑义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心底里始终有一杆秤，并且时常能够洞若观火，大事不糊涂。
世事洞明的结果，经常导致的是谨慎。但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又使他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一句。他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漫不经心，但仔细一品，味道是隽永的。比如他后来说，别人都忘记了，只有刘再复还像个祥林嫂，整天念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听上去像是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意思却尽在其中，就像一只不起眼的饺子，要咬到嘴里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至于他在跟我那篇对话里谈到的后来那代人，一个劲地要杀“兄”，也并非是杞人忧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急于成名的青少年们果然把走在他们前面的人们一起推进了深渊里。
而且，他跟我说我们两个如何如何，也不是随便说着玩儿的。他后来受李陀委托在《北京文学》上主持学术对话，第一个就找了我，讨论如何重写文学史。我给他写的那篇对话，比我在《黄河》上发表的那篇三万字长文，还要认真。并且，谈得更为深入。《黄河》上的那篇长文，主要提出了王国维的意义。但在跟黄子平的对话里，有关文学史的框架以及为什么如此构架等等，彼此说得更加有意思。
任何一个读过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的长篇对话的人，都可以发现，黄子平的想法在原创性上更强一些。他们三人之中，黄子平思想最为活跃，并且思考问题不为任何概念所障，总是一见透底。无论是黄子平的谈话还是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概念上的云遮雾障。也许会过于言简意赅，但不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既是思想上的明确，也是学风上的诚实。
钱理群是具有郑义那种热情的学者。而且，他跟郑义一样，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磨难。无论在为人处世上，还是在著书立说里，钱理群经常会流露出一种在后来学子身上越来越少见的正义感。钱理群不仅为周作人立传，而且也给许多人、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刻意回避的诗人黄翔写了长篇评论。《今天》派的诗人，尤其是北岛那样戴上了桂冠的头号名角，很少提及比他们更早的诗歌前辈，比如郭路生。至于黄翔，更是闭口不谈，好像从来不存在这个诗人一样。在卑鄙和崇高这两者之间，北岛似乎什么都不缺。至于在为黄翔呼吁和声张的人当中，北岛一直缺席。倒是刘再复，为黄翔奔走呼号过。而继刘再复之后的，就是钱理群。钱理群为有争议的人作传，给被冷落的人写评，让我对他非常有好感。
钱理群的《周作人评传》，我是仔细读了的。我有一次去北京，专门跟钱理群讨论过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我对有关周作人的评价，非常重视。在我当初那篇重写文学史的原稿里，首先重要的就是对周作人那个人道主义文学主张的强调和阐释。我那次跟钱理群谈到最后，他告诉我说，有关周作人的所谓汉奸问题，他本来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写作此著时，他的导师王瑶还在世，特意关照他不要触动这个敏感话题。
说到周作人，我想起我跟汪晖有过一次谈话，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当时，汪晖住在离吴福辉家不远的地方。我那次在北京时，在吴福辉家住了一个晚上，睡觉之前，我去汪晖住处，跟他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汪晖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从扬州师院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的。他在扬州师院时的导师，是词学大师龙渝生的弟子。他上北京的时候，他的导师思念先师，请他代为到龙先生的坟上去致哀。汪晖为此在北京到处寻找龙渝生的后人。最后，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退休人员名单上，找到了龙渝生的女儿。
他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住房里，见到了龙渝生的女儿及其夫婿，一对老头老太太。他打听到了龙渝生的坟地之后，在告辞之前，那个老头，也即龙渝生的女婿，突然问他说，你们现在这代青年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汪晖对我说，他当时用流行的那套话回答了老人。老人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也许将来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作人先生了。
也许那位老人问起周作人，有一种对自己的岳丈龙渝生的间接关切在里面。因为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龙渝生由于是南京图书馆的馆长的缘故，战后也受过牵连。但老人对于周作人的关切，更多的是想知道后人看待当时的历史人物，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与以前的宣传不同的眼光。
汪晖当时跟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回答好老人的问题，但他言辞之间的那种书生气，还是相当浓厚的。哪里想到，他后来会成为那么一个奇怪的人物，把毛泽东和现代化硬生生地联接到一起，比相声《关公战秦琼》还要搞笑。更加搞笑的是，他竟然因此而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赢得了空前的名声，成为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这样的学术世界不算疯狂，还有什么样的学术世界算疯狂？
不过，汪辉阔起来之后，倒是没有忘记老朋友。我看在一些评奖之类的事情上，他经常把钱理群或者其他旧友一起拉上。陈平原有没有借光，我不清楚。须知，陈平原曾和汪晖一起编过《学人》一刊。
说到陈平原，我想说说我对广东人性格的体会。我以前不太知道广东人是什么样的性格。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广东朋友，让我完全明白了广东式的耿介。我那朋友推荐我买一块手表。我定购之后，觉得我要那么好的手表没什么意思，就去退货。结果，人家不让，闹到最后，被罚了定金。这事让我那位广东朋友知道后，一面怪我傻头傻脑，那么便宜又那么漂亮的手表不要；一面又说我这么做是违反生意规则的，理当被罚。完了之后，他第二天跑到表店里，把我本来定购的那块手表买了下来。他已经有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只是表面的颜色有点不同而已。但他为了向我证明他的推荐是不错的，同时也不让我因为退表而吃亏，买下了那块手表，要把我被罚的钱归还给我。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喜欢做生意，并不知道广东人其实有这么一种耿介性格。
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陈平原的交往，发现此君也是这么一个不无耿介的广东人。可能正是这样的耿介，使他对武侠小说有兴趣，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研究专著。我曾经给他的散文写过一篇评论，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广东式耿介，所以写得不够到位。
陈平原是个嗜书如命的学子，手不释卷。写作的认真，跟广东人做生意的踏实，一式一样。他从不胡思乱想，更不天马行空。但他每每能够讲出一番有趣的道理。道理人人会讲，但讲出有趣的道理，却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过，陈平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科罗拉多开会期间，大家一起到赌场去开开眼界，他在赌场里玩乐时流露出来的性情。正如男人面对女人时，在床上无法掩饰自己；男人面对自己时，在赌场里是最为直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赌场里装模作样。那天，有些一起去的同行，在赌场里赢了一百来块美元，就赶紧收敛自己，放弃了游乐。而陈平原根本不管那老虎机里掉下多少筹币，照样朝里面继续有滋有味地扔进去。我记得，他还随手抓给我一把，说，李劼，来了就玩个痛快。陈平原此刻的潇洒跟他在文章里的严谨完全判若两人。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里的循规蹈距，此刻才见到他还能在赌场里挥洒自如。
难怪，他在筹备那个历史性的会议时，会提醒刘再复说，别忘了李劼。
原来，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不管在学问上有多么严谨。我是非常认同一个人有如此性情的。虽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却步。至于我本人在赌场里的浪漫主义，再复是完全领教了的。这以后可以在别处细说，这里就略过不谈了。
北京的那些同行，不管在学术上和观点上如何，人品都很不错。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吴福辉，也在圈子里受到大家的尊重。我记得那次在老吴家吃饭，我吃完后，把自己吐出的骨头之类，划进碗里倒掉。老吴见了呵呵一笑，说，嗨，李劼还有这门前清的习惯。他表扬我的口气，像是长辈在说一个孩子。他很高兴地发现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规矩和懂礼貌。
但我也有让人尴尬同时也使自己尴尬的时候。比如，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约了到他家里见面聊天。彼此谈着谈着，我困得实在不行，竟然就在听他非常激动地跟我讲说鲁迅的当口，眼睛一闭，睡着了。我绝对不是因为话题不对劲的原因，更不是王富仁说得不够精彩的缘故，而就是生物钟转到那个地方，怎么也支持不住了。我记得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我跟张献谈话的当口，好像跟其他人交谈时也发生过。反正，我经常会在走路，谈话，甚至在相当热闹的场合，突然生物钟走到要睡觉的地方，就一下子睡着了。这实在让人非常的尴尬。我希望王富仁能够看到我的这段话，以此作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释。
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间交往不是很密切，但彼此之间却毫无芥蒂。让我对他们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对王晓明编的那本《二十世纪文学史论》到底怎么看？大家为什么一声不吭？也许他们都有各自的难处，但也不至于难到连问一声都不能问呀？我在此特地存疑，等着他们将来解答。
他们还有一个让我不解的是，从来不对新潮小说和先锋诗歌作出评论。他们宁可钻进故纸堆里，也不对同时代的文学发言。我记得听平原君说起过，他在北京的一个什么会议上，见到某作家的张狂模样，十分反感。以陈平原他们的学术功力，要对85年以后的新潮小说作些研究和评论，不应该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在90年代搞的《学人》刊物，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的。即便是退回到国学里面，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对于国学，尤其是近代学术，确实有重新认知的必要。我当时也对那一段的历史和学术，作过一番阅读，写了《论中国晚近历史》一著。曾经有人把《学人》的倾向称之为后国学，以此对照于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但后来《学人》的后国学好像也不了了之，其中的汪晖更是转而扮演起了那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角色。这其中的转换，突然得让人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暂且在此存疑吧。
相比于陈平原他们的稳稳当当，谢冕在我的印象里，却始终像个孩子那样地率性而为，率性而动。我觉得谢冕的心理年龄，比陈平原他们都年轻，比其学生黄子平更年轻。黄子平跟谢冕在一起说话，会让人感觉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倒过来的。黄子平的沉稳，甚至沉稳到不无世故的地步，跟其导师谢冕的激情澎湃，澎湃到像个大小孩的程度，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而且，谢冕一点不在意这个，还特意让黄子平给他的著作写序。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道最为有趣的风景。不过，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看，北大中文系不会再有第二个谢冕，还很难出现黄子平那样的学生。黄子平一直到离开北大中文系，依然还是个贫下中教吧。跟我一模一样。空手而入，徒手而出，这也该算是一种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