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2/6)

2、王朔小说和大院文化

比起《今天》诗人们的疯狂和荒唐,北京作家里头的王朔,反倒显得正常和可爱。虽然王朔有王朔的不足,但他毕竟在心态上相当健康。

胡河清生前曾经把王朔和刘震云称之为“京城两利嘴”。刘震云的小说,我没怎么读,不知那张嘴如何个利害法。但王朔的小说,我却是相当熟悉的。不说在80年代读了他几乎所有畅销或不畅销的小说,即便在那个地方,我也因为读他《千万不要把我当人》读得大笑不已,差点导致同室囚徒朝我拳打脚踢。因为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盗窃犯,还有其他什么犯,把《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夺过去一读,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个个以为自己是人,只有我认同了“千万不要把我当人”。于是,他们朝我虎视耽耽,察觉出我跟他们原来不是一种气味的动物。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王朔确实是张利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我的喜欢王朔小说,并不仅仅因为他敢于搞笑和善于搞笑,而且还在于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和时不时地流露出来的民间智慧。

王朔的小说,写得再油滑,视角始终是“小人物”的视角。他可以把一个笑话说得非常夸张,可以让丑老太婆像个小姑娘一样地发嗲,可以让局长之类的人物因为练习气功而在地上胡乱翻滚,但他骨子里从来不放大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没有必要扮演什么大人物。以王朔的这份定力,我估计就是把他扔进北大那个很容易让人狂妄的学校,他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平头百姓。他偶尔会玩一把《王朔全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搞笑,不过是商业操作,不过为了赚点狗娘养的人民币。

我认为王朔的智慧,就是从这样的定力里面生发出来的。王朔不是个在小说里乱耍小聪明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地吓唬读者,更不会展览什么酷刑制造恐怖气氛。王朔的智慧在于,我不跟你吵架,但你得让我活。这种智慧看上去非常简单,但骨子里却不无大智若愚的修为。联系到这种智慧所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不得不认为,这在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可算是最简单也是最高级的民间智慧了。因为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大学生们,很少具有这种智慧。普通民众喜欢梁山好汉式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学生撒起娇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他们没有双向同构式的思维方式,凡事先给人家留个余地,然后再告诉人家,你活我活大家活,政治术语叫做双赢。这种方式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开始就占了平等的地位。而那种玩命的方式不顾后果的方式通常是把自己放在人家脚底下的方式,根本不是跟对方平起平坐的商谈方式。王朔懂得这种双赢的方式。

王朔的这种民间智慧,与莫言的小说相比较,显得尤其突出。虽然从小说美学上来说,莫言的小说似乎更加具有先锋意识,但莫言的小说在文化内涵上,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我听刘再复对我说,他曾听莫言说过,莫言小时候有过饥饿到连煤块都塞到嘴里乱吃一气的经历。我听得毛骨悚然,同时又充满同情和悲愤。也许是那么惨痛的经历,使莫言的小说天然具有与众不同的质地。然而,这个可怜的乡下孩子同时又无法让自己的小说感觉建立在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上。他的感觉透明起来像根可爱的红萝卜,但混浊起来会觉得义和拳也很好玩。或者说,莫言的感觉一旦为其纯真的孩子气所主导,小说就变得奇光四射;其感觉一旦受了媚俗的诱惑,其小说写作就会类似于一场高粱地里的发泄;至于其感觉一旦有了朝天阙式的蠢蠢欲动,其小说就会变成以玩弄酷刑为赏心乐事的撒娇。

与莫言的这种不稳定相比,王朔显然要沉稳得多。王朔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王朔虽然有时也做做顽主,但他骨子里从来不会把自己玩懵掉。他既会扮演成顽主在影视界瞎混一把,也会开个公司,认真尝试一下别人做不了的文化事业。虽然这两者他后来都玩不下去了,但他在小说里那种从来不变的清醒依旧。

王朔的这种清醒,甚至连王蒙都难以企及。王蒙在90年代对王朔公开表示认同和赞赏。王蒙为此拒绝崇高。但王蒙的拒绝崇高,不是王朔式的民间智慧,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小聪明,一种面对极权时做出的十分精致的规避动作。就像在文学圈里流传的那样,王蒙的聪明一如他的小说《活动变人形》那样的“活动变形人”。因为崇高是无所谓拒绝不拒绝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好比没有高度就无所谓堕落一样,从来不曾崇高过,哪里来的拒绝?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与其说是崇高,不如说是在极权底下捏出的一个兰花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蒙骨子里是个十分搞笑的人物。虽然在关键时刻,他也表示过良心和良知,但他从来不放过搞笑的机会。比起王蒙的这种搞笑性格,刘心武显然要诚实多了。虽然刘心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花旦式的弱不经风,但他骨子里倒并非是没有自己判断和自己立场的人。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的许多花旦形象,骨子里都有点刚直不阿。刘心武的文学人格,接近《霸王别姬》里的女主角。这是一种典型的皇城知识分子人格。有哭泣的热情,没有行动的能力。

想想那年,有多少北京文化界的遗老遗少,在大学生面前流露出这样的花旦人格。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老泪纵横者有之,哭天抢地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就是没有一个毅然站到学生前面去。就是没有一个断然告诉学生,你们回去,剩下的让我们来做。

联系到王朔所置身的城市,联系到王朔所面对的皇城知识分子,王朔小说的平民意识和民间智慧,确实弥足珍贵。但王朔也有王朔的不足,我指的是他的大院文化背景。

大院文化是北京自50年代初开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八旗文化。相对于老八旗文化那五式的没落,新八旗文化霸气十足。这种文化在90年代的代表作是《超限战》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80年代的代表作则是王朔的一些小说,尤其是《动物凶猛》一类的。这部小说后来被改变为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故事怎么说,那当然是创作的自由。再说,在任何年代,哪怕是纳粹时代,都可能有美好的回忆。把大院在文革中的日子写得如同伊甸园那样的田园交响曲,也只能说是各人感受不同罢了。但是电影导演故意通过片名将文化大革命年代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此表示他对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制造者的敬意,那就颇有一股大院文化的霸气了。王朔原来《动物凶猛》的小说命名虽然有些大院口气,但也颇有生存的艰辛感,何苦要改成那么一个名片,以此挑战他人的痛苦记忆呢?你真的以为你是谁呀?

王朔的小说原作并没有这种挑战意味。但王朔小说里时不时的也会流露出一股“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可能跟耳濡目染大院的那种霸气和痞气有关吧。这两种习气其实是一回事情,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权势大一些的,自然就以霸气为主导。权势小一些的,则以痞气为手段。或者说,得意时流露的是霸气,失意地玩的是痞气。其心理成因,则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或者说,占领者的优越感。

大院文化不是那个城市生长的标记,而是那个城市被再度占有的标记。这种文化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但通常是隐藏在权力背后的话语,而不是权力本身。假如权力是虎,那么这种文化则是狐,狐假虎威。不仅王朔的小说受到这种文化的污染,就连刘索拉的小说,也充满因大院文化而来的自以为是。

被大院文化熏染出来的作家学者,很难建立自由的平民心态。虽然王朔是个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但其平民意识并非是自由的产物,而是一种皇城里皇民的自觉。相对于一些演皇上演多了或者看皇上电影看多了、因而莫名其妙地产生皇上心理或者说皇上自觉的神经病演员和神经病国民,王朔这种皇民的自觉还算比较正常。但王朔要是换个环境,比如说,到纽约这样的城市生活,学做一个自由的平民,就会觉得非常困难。

王朔不是没有到纽约呆过,他在纽约不声不响地呆了将近半年,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回去,再也不作任何尝试,也不予任何置评。他对纽约的感受,几乎都在这两个不声不响上表达出来了。至少,王朔明白了北京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明白了在北京大院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子,跟纽约是多么的难以投合。因此他知难而退,知难而自知。

相对于王朔的这种自知,刘索位就显得智商不高。刘索拉在纽约使出浑身解数,该试的几乎全部试过了。剃光头,穿长衫,戴礼帽,变换着各种嗓门乱叫一气。一会儿扮男,一会儿做女。据有个段子描绘,刘索拉来纽约之前,跟母亲道别说,她准备豁出去了。她母亲关照她说,除了自杀,其他什么都可以试试。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也许需要证实,但刘索拉确实是努力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壮志未酬。在北京的那种玩法,跑到纽约来是根本行不通的。带着大院文化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心态,在纽约演来演去,也只能演成一场场喜剧。刘索拉这种努力,让王朔看了会忍不住发笑。不说王朔的平常心操练到什么程度,即便凭他的智商,也绝对不会像刘索拉如此玩命。

当然了,比起北岛对纽约的抹黑,刘索拉这种努力,显得不无可爱。因为刘索拉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奋斗理想,但并没有因此朝纽约这个城市吐痰。就此而言,刘索拉要比北岛健康得多。北岛对纽约的种种诽谤,和一个文革诗人对巴黎的诋毁,成为中国诗坛臭名昭著的“双璧”。相比之下,北岛更加无耻。在海外漂流的中国文人墨客,没有一个能像北岛那样,占尽先机,四处受宠,不说像只诗歌金丝鸟,至少也是个桂冠诗人的形象。他最后居然以一口《纽约印象》的浓痰,报答了主人的殷勤好客。我不清楚北岛与北京的大院文化有多少关联,但这种行为这种心理,与《超限战》的狂妄,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且,比起那样的狂妄,北岛还多了层无耻,全然一副小人面目。说到小人,我想到那个叫做刘恒的北京文人。

虽然王朔小说带有大院文化的痕迹,但北京作家的大院腔调,最为典型的却不是王朔,而是刘恒。别看刘恒动不动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之类农民的饥饿和农民的精液唬人,他那种痞子腔调的来源,恰好就是北京大院。大院文化既是一种占领者文化,或者说主人翁文化,又是一种代表文化,动不动就以农民代言人,或者其他哪方劳苦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反正怎么唬人怎么来,关键在于恫吓要有效果。与上海的占领者最后被花园洋房悄悄地征服不同,北京的占领者通过大院文化,跟千百年来的帝王传统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假如没有大院文化的影响,那么北京作家写出来的小说,就应该跟老舍相去不远。

真正的北京平民小说,既不是刘恒式的,也不是王朔式的,刘索拉的当然更不像,而是当年老舍笔下的世界。无论是《骆驼祥子》,还是《茶馆》(尤其是第一幕和最后一幕),那种纯真的北京味道,那些善良纯朴的北京芸芸众生,那种人世的悲凉,那种活在悲惨世界里的无奈,让读者读了,让观众看了,无不唏嘘感慨。假如可以把老舍的小说作为一个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的北京作家里,只有史铁生接近那样的高度。

不过,在进入史铁生小说的论述之前,我得先把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的周介人式人物,李陀,作一个历史性的文坛个案分析。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