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及两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所做的社会调查，发现学历越低、收入越少的人，民族主义意识越强，在屡次反日反韩的“爱国争端”中，这些社会边缘人群都是激烈参与者。
英国政治家Henry Brougham（1778—1868）说：“教育使一个民族容易领导，却难于驱使；容易统治，但无法奴役。”
所谓领导与统治，是指理性、公平，人民权利最大化的政权；所谓驱使与奴役，就是指所有决策以掌权者利益为依归，独断，非理性，不公平，把被统治者当作奴隶的极权体制。前者靠启发个人心智的教育而使领导与统治更容易，后者就靠全民教育水平低下，和强调民族主义及扭曲历史的教育来实现。
中国的教育灌输对执政党绝对服从，历史教材扭曲，语文和社会教材偏颇，都是洗脑式的愚民教育，让受教育者容易驱使与奴役。
但即使是这样的教育，仍然会使教育水平高的人，较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较难驱使。中共国的教育经费一向偏低，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只相当于美国的9.68%。
1937年，大学问家陈寅恪在与吴宓教授散步时谈中日战局，吴宓日记载：“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下愚上诈”的说法，真是说中要害了。“上诈”而“下”不觉，皆因“下愚”；而“上”要继续“诈”或更“诈”，就要使“下”更“愚”。中共建政以来，教育经费之偏低和教材之偏颇，都可以说是为了可以让“上”更诈和一直诈下去。
中共“上”诈最厉害的一招，是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因此下愚者就自以为居于领导阶级的地位，幻想无权的自我置身于强国“大我”中，而爱国主义爆棚。但其实在中共掌权者眼中，城市工人和以自杀为人生正常归宿的农民，都是低端人口。
有一个苏联笑话：人身上有三种不可测的特质：才智、党性和真诚。一个人只可以拥有两种——有党性和真诚就不会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诚就不会有党性，有才智和党性就不会有真诚。
这虽是笑话，但也是至理。对于以“下级服从上级”为主要教义的列宁式政党来说，党性是三种特质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一定会排斥“有才智和真诚”的人，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党性；其次就会排斥“有才智和党性”的人，因为即使表现得有党性，但有才智的人分分钟对上级决策会有自己意见，虽服从却可能是口服心不服，上级党对他们的信任会存一个问号；再次就会排斥“有党性和真诚”的人，因为这些人尽管无才智，但如果他们的确真诚，真心相信党的政策，也往往会有违上意，因为党提出的政策可能根本是骗人的，比如真心相信党中央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对党来说，最可靠是只有党性、既没有才智也没有真诚的人。我们觉得一些建制派假报学历很不堪，但对于党来说，这种没有学历和不诚实的愚人最可靠。有些我们觉得好像三种特质俱备的人，比如曾钰成，就是没有机会更上层楼。
因为下愚上诈，是中共治国之术，立国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