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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5/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文革十年,上述的翻云覆雨是明摆着的,争议并不大。但是近来,对一些短时段演变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最典型的是1969 年的“二月镇反”,学者在争论:这场明显打击造反派的镇压是否出自“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徐友渔认为“二月镇反”是林彪及中央军委所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并不同意。在他看来,毛尽管翻云覆雨,但他“给1967 年文革运动规定的任务是全面夺权,造反派是夺权的马前卒,1967 年2 月还远远未到抛弃和牺牲造反派的时候”,“在1967 年2 月发生的,是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角力⋯⋯,更大胆也更难以得到确证的,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斗法”[27]。

而何蜀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如同王力所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实际上,‘二月镇反’的火,也明明白白是由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和所批发的文件、所掌控的宣传舆论导向点起来的。”[28] 他举例说,不仅“二月镇反”中军队对造反派下狠手,所依据的很多文件都是毛泽东发出的,而且“一月夺权”后最早的几起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并予以镇压(甚至出动军队)的事件,都是毛泽东亲自办的。如全国最早一起派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打死二十七人的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按周恩来的说法就是“主席亲自处理的”,连中央文革想翻案都没能翻过来。而在更早的1 月21 日,也是毛亲自批示,把吉林延边的造反派组织定为“反革命”。就是在这个“一·二一”批示的影响下,才有了十几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湖南“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的“二四”批示,而这正是“二月镇反”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尽管毛后来又批评中央文革草率行事。

正因为看到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一些受毛保护的老干部和“老帅”才受到鼓舞,在怀仁堂发泄了他们对造反派冲击当权派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为这是在拥护毛搞“党领导下的”文革。不料,毛一面要清理造反派,另一面却还不愿放过走资派,于是让“老帅”碰了个大钉子:“那些老干部们误以为自己是在紧跟毛主席却领会错了‘圣意’”[29],结果是拥护镇反却被打成“二月逆流”,使毛一度撤销了对他们的保护。

第三种观点来自孙言诚,他表示“我赞成何蜀先生的意见,‘二月镇反’是毛泽东部署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发动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镇反运动”。但有趣的是,他在文章中又说:毛泽东“启动‘二月镇反’,却不是针对造反派,相反,他是要用‘二月镇反’来支持造反派夺权”[30]。这是何蜀文章没有的观点,却与徐友渔关于毛当时“给文革运动规定的任务是(支持造反派)全面夺权”的说法很相似。这话看起来让人非常费解:“二月镇反”,分明镇压的是造反派——尽管可能只是被认为“不纯”的一部分造反派,但这明明是给造反派的夺权蒙上了阴影,使本已溃不成军的“老保”受到鼓舞,在不少地方死灰复燃,这怎么算“支持造反派夺权”呢?

其实,只要把孙言诚的表述改变一下,就好理解了:毛泽东启动“二月镇反”的确是收拾造反派,却不是支持“老保”,毛当时还是要压制“老保”的——他实际上是“两边打”。而压制“老保”也就可以理解为仍在“支持造反派夺权”——尽管“二月镇反”本身并不体现这种支持。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各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揭示了文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毛泽东不仅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在一个时间段中也是如此:他常常同时使用不同的钓饵,引诱不同的鱼儿上钩。

例如,还在1966 年7、8 月间,毛泽东刚开始“放手发动群众”鼓励造反,并强调“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时,他就在给江青的信中点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31]。这里说的显然不是正为平息“大乱”而焦头烂额的刘少奇,而是指乘“乱”“跳出来”的造反派。讽刺的是:毛的这个说法与刘少奇派工作组“引蛇出洞”的新“反右”思路如出一辙,只是刘没想到他自己就是毛首先要打的“蛇”。毛先让他整学生积累民怨,继而发动被整者造反把他打倒,再以他为饵引出蒯大富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后来两三年的好戏,都尽在这种算计中了。到了10 至12 月间,毛泽东一方面用《红旗》社论给全国范围的造反升温,把当权派与造反派的矛盾上升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还给周恩来解释说,本来想用的措辞是“反革命路线”或“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期间毛还向全国批发了黑龙江省委关于街道文革的规定:运动“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32]。这实际上形成了按级别划定“走资派”的成例,使得一定级别以上的当权派都成为“走资派”的同义词而遭到造反派的普遍冲击。但另一方面,毛又在同一时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对高干说:“没料到”造反派“搞成那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并要求当权派被斗时“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33] 既向造反派说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又向当权派说他们在造反派面前要绝不低头,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挑动两者对立吗?这是和稀泥?真和稀泥,就该对造反派说当权派的好话,即所谓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更不要夺权这些话;而对当权派则应该劝他们不要与造反派顶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去较真,反正组织上是了解你们的⋯⋯但他却反过来,对当权派说造反派的坏话,鼓励他们与造反派顶牛;而对造反派说当权派的坏话,鼓励他们打倒当权派并且“夺权”。这种两边煽火的做法,无疑严重地激化了矛盾。

1967 年初,毛泽东一次接见军队高干时,对二炮司令员李天焕说:“你在打国民党反动派时出过大力、有一份功劳,搞文化大革命你又受了罪,同样有一份功劳。大家不要以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没那么回事。大家不要害怕到群众中去,顶多就是戴高帽子而已。高帽子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经过反复较量,好人坏人就会清楚。”闻者恍然大悟:原来李天焕在文革中的所谓“功劳”,就是用自己挨批斗引出“坏人”。当时同样受过批斗的邱会作听到如此高论后想:“(毛)不惜用‘苦肉计’识别干部”,“我心里难过极了”[34]。果然半年后毛就对邱说:“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了吗?还造你的反吗?文化革命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跑出来表演”,“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35]。

孙言诚就此总结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1957 年整风是同一个思路:一方面发动群众整当权派;另一方面又通过运动“暴露”造反派中的“坏人”。刘少奇、邓小平正是了解毛的这个思路,才敢于放手抓游鱼、反右派的,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毛还要先让造反群众清理他们[36]。可怜的造反派被镇压时含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怎么会想到毛正冷眼看着他们?1967 年2 月3 日,毛对阿尔巴尼亚来访的卡博(Hysni Kapo)和巴卢库(Beqir Balluku)说:“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37] 聂元梓、蒯大富都靠不住,其他造反派更可想而知。这还是“一月夺权”的高潮时,通常认为是造反派最受宠的时候,毛却已经在打算他们“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了!

1967 年1 月28 日,谭震林给毛泽东并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表达对农口造反派的强烈反感。两天后,毛高度肯定了谭的报告,他说:“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变质份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38] 谭震林这个报告正是为“一月夺权”后对造反派卸磨杀驴的“二月镇反”提供依据的典型文件。这次“镇反”导致数千个“造反”的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数十万人被捕,数百万人遭通缉、批斗、殴打、游街。一些地方如新疆、青海甚至发生军队枪杀几十以至几百名造反派民众的惨案。但转眼间,谭又被打成进行这些镇压的祸首。这次镇压也因此先后被称为反毛的“二月逆流”或反文革的“二月抗争”。但正如上述所引,谭的主张其实正是毛当初极力推崇的。

毛泽东的翻云覆雨到了什么程度,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1968 年10 月14 日,姚文元按毛泽东旨意撰写并经毛本人审定和强调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39],提出“反对复旧”,“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于是从1968 年底到1969 年初,山东、黑龙江、湖北、四川等省以及一些中央与国家机关中的造反派“新生力量”又搞出“反复旧”的新一轮造反潮。但很快毛又出尔反尔,出手镇压那些闹“反复旧”的人,在闹得厉害的地方清洗了革委会中的一批“新生力量”。康生后来披露了毛当时的“最高指示”曰:“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40]何蜀引述这件事时谴责道:“这不是公开耍无赖吗?照此逻辑,我们可不可以说‘反走资派必出走资派,反走资派就是走资派’、‘反修必修,反修就是修’?”[41]

毛泽东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这条堪称经典的批示。1966 年8 月,林彪让秘书向毛递送两份情报:太原、西安、兰州等地初起的造反派冲击机关,游行中有人“乱呼反革命口号”。毛当夜便批覆:“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42] 这里的“左派”指被冲击者,毛对造反派说这些被冲击者是“走资派”,但在自家人那里毛却称他们为“左派”,而冲击者则成了被引向陷阱的“右派”。但其实究竟谁“左”谁“右”并不打紧,关键在于无论“左”、“右”其实都是他可以“牺牲”的筹码。仅从“思想史”上讲,毛打击官僚可以被说成是民粹主义,他打击造反者也可以被说成是“官粹主义”,甚至他两边都打,如果要为之辩护也可以说,他是无论官民都要求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纯洁派”。但是,明知无辜还要拿人去“牺牲”,去做钓饵来诱人上钩,这也是“纯洁派”所该为的?今天他可以“牺牲左派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焉知明天他不会“牺牲右派几十万,换取左派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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