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1945年。
我什么也不是，只有个最大的恶习，就是喜欢写日记。
文革来了，中央文革要追杀写日记的人，我尽管只有17岁，但也在追杀之列。到了1966年的6月，我被揪了出来，其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把社会主义明朗的天空描写的无比黑暗，反革命的阴暗心理略见一斑！”
我的“反动日记摘抄”贴满了职工食堂。摘抄一段日记、紧接着附一段评论。我认为没有一条有说服力，比如：“是日，包头的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日星隐耀，山岳潜形，令人恐惧，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一般。宿舍里不开灯伸手不见五指，窗外风的凄厉的响声令人心悸。我因为感冒没有出工，一个人孤寂无聊地呆在宿舍里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时就会更加想家……”我描述沙尘暴的遮天蔽日，被说成是在“污蔑社会主义暗无天日”。
“落日将云染成凄绝的艳红，瑰丽的彩霞簇拥着太阳，在主厂房的上空放射出万道光芒。”这句话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日薄西山”。
又因我的先人在明朝嘉靖年间做过一任县令，而被定性为“隐瞒重大家庭历史问题！”
当时内蒙古博物馆顶端的奔马，因为头是向南的，红卫兵就说作者的意思是要奔向台湾；我想，如果向北呢？又会说想奔向苏修；如果马头向上呢？一定会说你要奔向太空，想逃离社会主义祖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我百口莫辩，只好闭口无言。懊悔怎么会想起写日记呢？惹出泼天的大祸！我的日记平常锁在提包里，是谁拿去看了？是如何打开锁的呢？不得而知。但后来我终于知道，就连我和家里的通信，组织上也全部拆开看过。因为我在被审讯时发现，他们对信中的每句话都了如指掌。
1966年的8月20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公司文革小组召开全公司职工大会，会场周围红旗林立，主席台下黑压压地坐着一两千人，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轮回放着《造反有理》等红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歌曲声势浩大、气势磅礴，足有九十分贝，也许革命者听到这些歌曲会感到无比亢奋，有促使人施虐的倾向；但在被虐者听来，歌曲充满血腥和恐怖，令人浑身颤栗、大汗淋漓、几近虚脱。
我坐在台下，被前后左右的文革积极分子包围、监视着。音乐声一停，台上的文革组长便声嘶力竭地宣布：“把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押上主席台来！”一声令下，一个个已被内定的“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被鱼贯揪上了主席台。一上台，每个人的头上就被戴上了一顶里面骨架是钢筋焊接的，外面用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都挂着一块木制的大牌子，牌子上分别书写着：“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叉。
每个被批斗者被两个壮汉强制性地按住头、颈，使其上体和下肢呈90度，又把被批斗者的两条胳膊向后上方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
我也是被老鹰抓小鸡般地拎上台的。被揪上台的一共有17位，居中的是“走资派”邱莱，邱莱是公司原党委书记，是一位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和赵紫阳还是战友。其余的不是“三反分子”“反动技术权威”就是“牛鬼蛇神”。
公司的文革小组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各工地代表依次发言声讨。他们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来形容和辱骂我们，一致认为我们这些人死有余辜。“打倒”“炮轰”“油炸”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整个工地回响。在发言声讨的中间，突然有几个从江西来的转业军人，跳上了主席台，对几个为首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不知他们从哪里找来的重达几十斤的法兰盘，用细铁丝拴着挂在了几位“走资派”的脖子上。邱书记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有的人使劲地拧住邱莱的胳膊使他的身体前倾；有的人揪住邱莱的头发使他的面部上扬；有的人则用脚在邱莱的臀部猛踢，邱书记声撕心裂肺地哭叫着。
随之又有几个从北京来的女红卫兵冲上了主席台，这几个女红卫兵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上台后，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对着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顿乱抽。武装带是铜头的，打起人来十分生猛，铜头落下之处皮开肉绽、血肉横飞，主席台上顿时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的帽子掉了，她竟然是个光头，不知这几个光头的女红卫兵为何千里迢迢跑到包头来了，是为文化革命传经送宝吗？我身处逆境，不得而知。
我不知道被谁搧了几个耳光，顿时一股液体流进了嘴里，咸咸的、湿湿的，那是从鼻孔里流出来的血。我想用手擦一下也不能，因为我的两条胳膊被两个壮汉死死地拧住，向后上方扬起，脖子也被他们死命地摁着，身体丝毫动弹不得。
坐“喷气式”可真难受呀，汗流如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胸前挂着沉重的黑牌，时间长了，脖颈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是体罚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使人身心俱疲。
公司总工程师屠钦渭，有高血压、糖尿病，他坐“喷气式飞机”时，腿弯着，站不稳，要打滑、要倾倒，有人还在后面推他、打他。平常很有尊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好像猪狗不如。
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毅民喊：“你们不能打人！”一个红卫兵说：“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李又喊：“我不是反革命！”红卫兵把一团脏东西塞进了他的嘴里。
红卫兵不断地揪我们这些“罪人”的头发，令我们抬起头来。我们的头发被薅下来，每人的面前都有几缕头发，有人面前还有血迹。再后来，站不住的人倒下了，红卫兵用脚踩他们的身上，有的还踩在脑袋上。
我不怪怨这些几位转业军人和红卫兵，我知道残忍是教出来的。当革命群众都知道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好人就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子；知道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知道走资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刚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恨走资派。然后，他们就天经地义地肩负了责任，也就有了向他们报复的权力，而且同样残忍。这种仇恨教育能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批斗会一结束，声势浩大的游街就开始了。我们17个“牛鬼蛇神”被押解着从工地大门出发，绕着青山区的主要街道示众。每个“牛鬼蛇神”的头发都被剪得犹如狗啃，脸上都被涂抹的五颜六色。“走资派”邱莱的头发被理发推子推成三道门，正是热天，给他穿的是死人的寿衣。他被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面色铁灰低着头往前走。
我们手里都分别提着脸盆、簸箕、铁片、破锣。一边敲击，一边高喊：“我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围观者甚众，许多大人朝我们脸上吐唾沫、扔石块、扔烂泥，小孩子们则欢呼雀跃地跟着一路小跑。
17个人中，我的年龄最小，因此排在最后。我听到有围观者在喊：“快来看，这里面还有个小牛鬼呢！”
走到青山区百货大楼时，只见前面已经堵塞，公交车都停在路边。马路两边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有鼓声和锣声，节拍是两声鼓一声锣，（后来我看《水浒》才明白：古代押送行刑犯人都是用两声鼓，一声锣开道）。
后来，在我的这17个伴侣中，只有十几岁的刘光明自杀了；三十多岁的四川籍工程师陈炳利被逼疯了；党委书记邱莱被打残了，其他人也都抱病终身。
还有几位“牛鬼蛇神”，属于“逃亡地主”。全家被驱逐回农村老家，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回到了农村因没有食物和住房而死亡。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死，一直能够活到现在？不是我的意志有多么坚强，而是我求生的欲望太强烈了。
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知道，历史往往是惊人地相似，一切都会过去，只要你能够坚持。
后记：
数十年来，我经常在梦境中被人追杀，想跑却怎么也跑不动。有时向上一跃，想顺势飞到天上去，却被后面的人一把抓住脚腕子，无所逃遁。一次一个歹徒持枪追杀我，他开枪打到我的腿上，第一枪感觉没有出血，第二枪感觉流血了。
我还曾经梦见被红色的龙追杀，最后被扭断脖子而死。醒来后，心跳加快、全身乏力、大汗淋漓。在这类梦中，追赶者每次都不同，有时是狗、野兽，有时是一群土匪、一群强盗。梦见被人、动物甚至是异形追赶或追杀时，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有时候，梦境里的追赶者非常害怕，以至于我不敢看，一般追赶者都是很恐怖的恶鬼，我的恐惧情绪强烈。有时我会大声呼救，呼喊声会惊醒家人。
我还曾梦见巨浪把我推向大海，而其他人离我很远，我吓得目瞪口呆，连“救命”两字也无力喊出来。
2013-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