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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行贿

1997年,在北京出版的《读书》杂志刊登过一篇署名黄健荣的文章,题目是《“精神行贿”辨析》。当时中国大陆的贪污腐败正猖獗,贪腐的主要表现就是行贿受贿。黄文提出,“国人注意到以物质为载体的贿赂,却忽略了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精神贿赂。”

何谓精神贿赂呢?正如物质行贿的目的,是要得到受贿者回赠好处一样,精神行贿的目的,也是想藉着对居上位者的口头、文字的歌颂,而得到赏赐或至少是青睐。

在亲属朋友夫妻儿女之间,相互多一些赞美之词,不但无大碍,而且在人际关系上,还很有必要。尤其对小朋友,鼓励多于责骂,肯定有益。这种相互赞美,不是精神行贿。但如果对自己的上级、对掌权力者、对自己的利益关系者阿谀奉承,那么即使不是为了得到即时利益,至少也是期待得到青睐关注,尤其用上过誉之词,更摆明是精神行贿。号称反贪反贿的领导人,岂能对这种精神行贿甘之如饴?

20年前的黄健荣文章讲了两个例子。例子之一是:某报在描写一个人物在见到领导人时,说“这是被接见者人生‘最辉煌的一瞬间’”;例子之二是:某报报道科学界最高学术机构的一个专家会议,一位领导人到场讲话,记者即写道,“与会者‘感到极大的幸福和鼓舞’”。作者问:若领导人一晤便可“辉煌”,“那么这位领导人的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岂不是每日每时都有人生的‘辉煌’?”若领导人进场,就使一批学有专精的老科学家们“感到极大的幸福”,这些老科学家的心智和识见是否有问题?

黄文认为这种对领导人的阿谀拍马,有五宗罪,一曰腐蚀领导,实质上是在心智流动的范畴犯行贿罪;二曰制造领导人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三曰愚弄百姓,宣扬偶像崇拜思想;四曰误导舆论;五曰败坏文风。

近日,黄健荣又把他20年前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发布,原因是:“20年过去,现在感觉此种情状非但未销声匿迹,反而有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之势。一些人甚至完全置现代政治文明与良知于不顾,大踏步倒退,公然祭出封建时代的法器,竞相表达个人效忠。人们对此深感忧虑!”

这段话,不用说是针对自中共十九大以来阿谀歌颂之风的“越演越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山雨欲来,使大陆关心国是者“深感忧虑”。各级干部中又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最肉麻,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他站在历史的高点,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因此“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这么多无来由的“伟大”,而香港居然有评论家认为蔡某之言“不算远离事实”。看来香港也越来越多人接过这股精神行贿之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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