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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恨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爱与恨是感情,而感情往往是非理性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说明爱有时是盲目的。

不过,若就整个社会的思潮来说,出现某种感情趋向,倒确实不会“无缘无故”。

回想我9岁以前居住在沦陷区上海的儿童时代,处身日伪统治区,少不更事,但对抗日战争很有感觉。那时我们小朋友之间,私下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1935年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在全国救亡声中,这部由田汉编剧的电影,就以两位青年从东北逃亡到上海,再毅然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宣传抗日。歌词与旋律铿锵有力慷慨激昂,迎合时潮,很能够激励人们爱国抗敌、不甘心做侵略者奴隶、争取民族独立的情绪。直至抗战胜利后,我们仍受这首歌感染。

没有错,背景就是国家越危难越穷困,我们越爱。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国和爱这首歌,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成为中共建政后的“代国歌”,经过复杂的斗争、废除、改词又在1982年恢复并正式确定了国歌地位。再经过六四、维稳、压制不同声音和虐待以至虐杀异见人士,并以富起来强起来自傲,这时候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这首与专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歌曲,已不具有抗战时期激励人们爱国的意味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会再让人想到不愿做外来侵略者的奴隶,而是不愿做专权统治者的奴隶;“血肉长城”不会让人想到是抵御外敌的血肉,而是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和施政造成的共达4,900万至7,800万非正常死亡的血污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会使人想到有什么外敌给民族造成危险,而是剧作家沙叶新就大陆普遍和几乎是制度化的贪腐写出的网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也不会想到是被外敌所“逼”,而是被现在的专权政治所“逼”;“冒着敌人的炮火”的敌人,不会让人想起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外敌,而是每天在压迫我们、欺凌我们的强权。

主权移交时的1997年,香港球赛中不会有嘘国歌的事,而现在即使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也就是要强迫香港市民去爱国歌,上周球赛中入场市民仍然照嘘不误。由爱而恨,不是无缘无故的。爱不能勉强。把爱建立在威逼、恶法、暴力、惩罚之上,不仅不是真爱,而且徒然增生更多反感。

因此,不是要不要咨询、如何立《国歌法》的问题,而是以恶法强迫“爱国”、以刑法强迫对国歌尊重,即使站在真正爱国的立场,这种徒增反感的立法也根本不可取。

爱不能勉强,强迫的爱只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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