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炼狱

1968年的内蒙古,冤狱遍地。挖“内人党”运动开始后,各行各业各单位在内蒙古党委的领导下自办监狱。无论是城镇、农村还是工厂、学校、机关团体,都在利用办公室、教室、车库、库房、庙宇大办监狱。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监狱林立,如果你夜晚睡不着,总会有凄厉的叫声传入你的耳中。

1969年我在一次申诉发言时讲:“内蒙古1299万人民热爱毛主席!”,有智者问:“内蒙古不是1300万人吗?你怎么少算一万呢?”,我悲愤地告诉他:“那一万已经在挖内人党中被活活打死了”。

1969年3月3日下午,我正在包头青山区406工地的车间里干活,突然公司第二专案组的几位成员一起来找我。由专案组长出面宣布了对我进行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打手,押送我回公司大楼。他们推搡着,专案组长及几位成员紧跟其后。

我被押到青山区富得木林大街内蒙电建公司的四楼,被关进了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窗户全用木板钉死,又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光线昏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被褥是我自己带进来的。室内阴冷、潮湿、霉味。

当天晚饭后,军、工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众口一词地辱骂我,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从3月3日入夜起,我就被施以“喷气式”的摧残,就是上身和下身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扬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的,并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半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午夜会让我休息,10点过了、11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就叫“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

我的颈椎和腰椎好像断了一样,脸上的汗珠不住地滴在地上,面前的地上湿了一片。我的身子不由地在摇晃,每次摇晃都会招致痛打。

记的有一次,专案组组长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也记不得了,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过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由两个人架着,趔趄地移动着脚步……

审讯人员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了专案组的成员外,还有从工地上抽来的打手。审讯室有一张床,到了后半夜,几个审讯人员可以轮流打盹。但我却没有一刻可以喘息的机会。

到了第七夜,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一个冤案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说我是“内人党骨干分子”。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能做到的只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七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一个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稀粥。

第八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一个师傅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他的眼睛红了,我也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师傅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审讯室,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和我一个工地的工人,他悄悄地对我说“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吧,外面已经开始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不能,若承认自己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万幸的是,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是由北京迁来的单位,当地人不多,开展挖内人党运动最晚,我单位开始清查时,社会上已近尾声。我被残酷刑讯逼供了一周后,殴打及“车轮战术”暂停。虽然每天照旧提审,但已属于平和的说教、劝供,我终于可以坐在凳子上说话了。

在单人监房里最后的半个月,每日除去盼望那两顿烩菜、四个窝头外,用来消磨时间的事只有阅读《毛主席语录》。当时春寒料峭,夜里很冷,再加上噩梦连连,没有睡过一次安然觉。虽然最后半个月停止审讯了,但白天坐在那里非常无聊,又不许打瞌睡,一打瞌睡,在走廊里来回巡视的监管人员就会用脚踢门,嘣嘣地响。一旦惊醒后再睡,就要挨骂了。

那个监室“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和捷克作家伏契克住过的《267号牢房》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267号牢房住着两个人,还有一个是被伏契克称作“老爹”的约瑟夫·佩舍克,一个六十岁的老教员,而我却孓然一身、形影相吊。还有不同之处在于伏契克可以在监室里歌唱,而无产阶级的监室里没有这种机会。

白天,我看似在学习《毛主席语录》,在上面勾勾画画,其实我在那本语录的空白处写满了打油诗,在诗中诉说我的悲哀与不幸。在监房里我还学会了用油笔书写隶体字,我的隶体字是空心的,高明处在于用油笔一笔写成,最后落笔在起始处,严丝合缝地封口。那本充满了血泪的“语录”后来不知遗落在何处,如果现在能够看到,一定会潸然泪下。

后来才知道,当时周恩来已经从侄女周秉建的口中获知了内蒙古的这场荒唐的闹剧,周出面制止了这场闹剧的继续进行。但是单位舍不得放我,我还被继续关押着,每天按时吃三顿饭。

我的同事、又是初中同学的景柏岩、轩春生也一同被隔离审查,轩因为不堪忍受,从四楼窗户越狱时摔断双腿,血流遍地。听人讲,发现时无人救助,看守仍用皮鞋踩住脑袋辱骂,老轩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直至1969年4月18日,这个难忘的日子,我才被释放。我被整整关了45天,为了记住日子,我每天在墙上画一道,到开释时,墙上的痕迹整整45道。

记得开释那天阳光明媚,外面的气温是摄氏24度。见到我的人都说我脸色煞白,没有一丝血色,笑的也很勉强。那天我沐浴在阳光下,脑海里再次涌现出伏契克在《267号牢房》一文中发出的感慨:“太阳啊,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多么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多么少啊!”

出来后才知道,骑马去北京上访的牧民络绎不绝,许多牧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膛的肉上。来呼和浩特上访的寡妇达四万人,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16222人是不准确的。在海外的一些来自内蒙古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和致残人数要远远多于官方的统计数据。现流亡海外的、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袁红冰,著有小说《自由在落日中》。

在“内人党”案中,一个叫郭建奇的骑兵五师汉族战士,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说道:“如果我心是红的,就证明我不是内人党。”言毕,他上厕所割肚剖腹,用手掏出还有些微搏的心……——摘自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

过后我才知道,我是被一个初中的同学咬上的,他叫王广亮。王非常喜欢武术,初中一年级时,他和几个一起习武的同学开玩笑说,咱们成立个“红枪会”吧!就这一句戏言,被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报告给了班主任老师张云岭,张老师又报告给了学校,也不知为何?这句戏言竟然被记入王广亮的档案里。

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开始了,内蒙古党委给各级下了死命令:“设下天罗地网,不能让一个内人党分子漏网!”

当时王广亮正在包头机械工业学校就读,这个学校在历来的运动中都是急先锋,“挖肃”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像警犬一样在学生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认定“红枪会”是“内人党”的外围组织,王广亮终于“落网”。

戏剧性的是,呼和浩特第五中学的张云岭老师,以及当年那位向他提供情报的同学,都在王广亮的“招供”范围。据说张老师差点被活活打死;那位追求进步的同学至今还有精神障碍,真是报应呀!

遗憾的是,罪魁祸首、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的滕海清竟然没有被治罪。即便在封建社会,这样残害子民的封疆大吏,脑袋也是要搬家的。

后记:

现时天主教教义指出:炼狱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方。什么是炼狱?那是一处有火的监狱,大多数人死后都会下去的地方。在那里将会遭受极度的痛苦。

有功德的天主教徒死后可以直升天堂。信徒若在生前犯有未经赦免的轻罪和各种恶习,灵魂就会下到炼狱受火炼,净化后方可进天堂。

不才认为,炼狱应该在人的体力极限能承受的范围,否则便与地狱无异。如果细究,本文题为《地狱》更好。

2013-03-07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