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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9/10)

我在本著的第二个绪论中曾经指出中国历史文化生命在气脉上的盛衰可分为汉唐和宋明两个阶段。历史文化的生命力在汉唐的强盛和到宋明的式微,同样体现在汉民族面对异族的姿态和心态上。所谓的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与其说是文化的,不如说是历史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民族心态的集体无意识。且不说其它,仅就唐宋两朝的有关文学,就可以读出汉唐和宋明的两种历史心态。同样的面对异族入侵,在唐朝折射为文学的是气象雄迈的边塞诗作,在宋朝尤其在南宋则诉诸悲悲切切的爱国诗词。人们在唐诗的边塞诗作中读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血气方刚的豪情壮志洋溢在每一行诗句里;相反,人们在宋词的爱国作品中读到的却是一股阴柔之情,字里行间与其说在表达自身的豪气不如说在激励他人的斗志。在宋朝的爱国诗人笔下已经没有当年高适岑参们的金戈铁马之声,而是一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式的殷切期待。因为有宋以降,王气国势日益衰弱,每每面临强敌压境,人们不再严阵以待,而是竭力鼓励他人奋勇迎敌。于是,当年边塞诗中的豪迈,变成了爱国诗中的阴沉。这种阴沉来自一种弱者的自卑和对他人作出牺牲的下意识期待;如同一群羸弱的孩子,在强敌面前不约而同地指出他们当中最为强壮的一个来,将迎敌的全部责任放到那位壮士的肩上。于是便有了岳飞和秦桧的传说,岳飞是承担了重任的壮士,秦桧是全体弱者在自卑心理上的转嫁对象。一方面是极度的卑怯,一方面是卑怯者在心理上的变态,形成了有宋以降的爱国主义传统。再加上前面所说的江山易手,这种爱国传统的忠君意味也可昭然若揭了。

有宋以降的爱国传统除了文化心理上的成因,还有一个政治操作上的所指。也即是说,所谓爱国往往落实在忠诚于谁家何姓的王朝身上。比如,崇祯皇帝的爱国肯定是意指臣民们对大明王朝的忠诚,李自成的爱国无疑是意指对他那个大顺政权的效忠,而以后的满清王室的爱国当然含有必不可少的忠于大清帝国之成份。同样如此,在日本军队的长驱直入面前,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将爱国主义悄悄地诉诸各自不同的政权内容;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陪都,毛泽东的延安窑洞。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将汪精卫政权称之为伪政权;内战结束之后,毛泽东将蒋介石政府称之为伪政府。所谓忠君爱国的要害不在于是否爱国上,而在于是否忠君上,在于忠诚于哪一位君主上。

因此,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不仅有着历史的传统,而且有着政治的图谋。历史上的爱国传统来自民众的卑怯,政治上的爱国游戏则出自权力角逐的实际需要。因为尽管一个国家的气脉最终以文化精神为本源,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形态总要落实在某个具体的政权形式上。爱国主义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观念通常具有的政治内容和权力意向。这也即是说,爱国和卖国的评判最终取决于政治角逐上的鹿死谁手。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胜利者总是爱国者,失败者则总是卖国贼。胜则为王败则寇,在暴力上的胜负决定了道义上的毁誉。假设当年的吴三桂借助满清的力量最终建立了一个汉家王朝的话,那么汉奸的罪名就会落到李自成的头上。因为李自成在满清大军压境的当口,灭掉了崇祯王朝,强占了吴三桂的家室,做了清兵想做而暂时不能得逞的事情,亲痛仇快,在客观上起了与满清军队里应外合的作用。换句话说,李自成此举又是后来的蒋介石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作为;蒋介石没有抵抗日本军队尚且被国人骂作卖国贼,以此类推,李自成在清兵的眼皮底下灭了汉家王朝,李自成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当然,当年的崇祯皇帝又毕竟不是共产党,既不懂得运用抗日(抗清)话语,又不懂得放手发动群众,或者煽动学生请愿游行。崇祯皇帝就知道杀死抗战英雄袁崇焕。而且即便是北京百姓争相购食袁崇焕的热情,崇祯皇帝也不会善加利用。而这些崇祯皇帝所不懂的种种门道,在毛泽东却不仅深谙洞悉而且驾轻就熟。早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就巧妙地利用了他的抗日话语,发表所谓的北上抗日宣言,不管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种种作为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指令还是出自于他们自身的灵活机变,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全都符合毛泽东的脾性。四十年之后,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毛自称他性格中含有虎气和猴气两种相辅相成的秉性。顺便说一句,这种自述与拿破仑有关政治家的狮子品格和狐狸品格的说法异曲同工。在此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展示出来的乃是他性格中的猴气。这种猴气可以说是政治操作上的灵气,也可以说是政治赌桌上的流氓气。

小流氓赌的是钱财的输赢,大流氓赌的是江山的得失。当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重兵下没能想到的对策,当年洪秀全在曾氏兄弟兵临城下时没能得到的转机,在毛泽东全都想到和得到了。张学良的兵谏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付天牌,周恩来的巧舌如簧又为毛泽东赢了个满贯。毛泽东不仅在西安事变中赢得了休养生息的保证,还赢得了力主抗日的美名。不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时如何恭敬地改称蒋介石他们这一心目中十恶不赦的首要敌人为蒋先生和委员长,恭奉对方为全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但他们在抗日话语上的先声夺人以及由此而来的舆论优势已经决定了他们所获得的威望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因为当时国共之间的奇妙处境在于,抗日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使命,抗日对于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用高亢的声调和激动人心的言辞所编织的神话。有关这种抗日神话的编织,在此援引一段英国记者贝特兰对毛泽东的访谈,时间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引文摘自《毛泽东选集》344页,所有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以示要点。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芦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读了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智力再低的人都会明白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抗战简而言之,是用话语组成的。在“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的提问面前,毛泽东向记者提供了一连串的话语表示。按照我用着重号所标的顺序,毛所说的“具体表示”,乃是“警告”、“反复地指出”、“以动员……”、“反复地指出”、“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发出宣言”、“又发表了……《纲领》”、“提出……政策”、“又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我们的基本口号”,诸如此类一系列的言语活动。也即是说,毛的抗战是由诸如警告、纲领、宣言、口号之类的话语行为构成的。这种抗战与其说是抗战,不如说是抗战的啦啦队。遗憾的只是,那位英国记者没能继续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所说的“具体表示”全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语表演了。

当然,人们也不能小看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语表演,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进攻性。比如在说到“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人民加入抗日战线。”

可以说,从毛泽东1935年在党内掌舵、1949年在国内执政到他寿终正寝,他从来没有信奉过他所说的民主一词,从来没有松动过他手中的权力,只有在他身处延安窑洞的时候,才会看重他所谓的“民主改革”。当然,这“民主改革”不是松动他手中的权力,而是着眼于分沾别人手中的权力,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让蒋介石交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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