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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7/10)

基此,人们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但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分化组合,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慢慢地处在了一个远比日本有利的位置上。不管人们将此称作“反法西斯阵营”,还是英美苏中的国际同盟,重要的是,中国的抗日不再象“九·一八”事变时的处境那么孤立无援。国际政治环境的这种转化,蒋介石看到了,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后者比前者看得更清楚,尽管从实际境况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不利。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所谓抗日与其说是对胜利的努力争取,不如说是对胜利的耐心期待。谁有耐心,谁懂得期待并且也能够期待,谁就可望获得更大的胜利果实。相比之下,汪精卫似乎是最没有耐心最不会期待的,于是他的一个“艳电”便使自己出局。蒋介石有耐心,也知道期待,但他不懂得如何期待,不懂得作为一个期待者他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尤其不懂该说什么和如何说;因此在胜利降临之后,他突然发现他要消灭的对手象变魔术般地长大了。就此而言,毛泽东对日本人的致谢并没有谢错,他在日本入侵所提供的历史机会中成功地壮大了他的党和他的军队。因为毛泽东不仅有耐心会期待,而且还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只做不说的,什么是只说不做的。

在明了了中日关系历史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之后,抗日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个主要人物的三种历史角色也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种了然的前提是撇清种种云雾缭绕的英雄话语和主义宣传,将整个历史舞台还原到以利相见的政治格局本相上。虽然这种还原相当困难,因为即便《三国演义》也难免留有抑曹扬刘的道德偏见,更何况这场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幕的党派之争和政治角逐,但舍此无以使历史去蔽,从而呈现其本真的事实。因为当时的历史实情不在于要不要抗日要不要救国,而在于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能力将抗日救国付诸实施。倘若一个弱者站在强者的欺凌面前,好坏毁誉都由弱者个人承担了;但倘若一个弱国站在强敌的进犯面前,民众就会对某些个人产生要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的要求,从而把所有的谴责扔向他们认为应该成为英雄而没有去扮演英雄的人物。由此,人们在成全岳飞的同时也会造就秦桧。成全岳飞是因为人们必须找到身赴沙场的抗敌英雄前去迎敌,造就秦桧是因为人们必须将自身的卑怯集中转移到某个对象身上。经由这样的一种双重的民族主义要求,不仅推出了英雄,而且找出了叛徒。所谓的民族危亡问题,通常是由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要求而得以首先在民众心理上成功地解决的。因此,英雄往往是民众的实际需要,而叛徒则是民众的心理治疗。当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民众之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既有着对英雄的期盼,又有着找到叛徒亦即汉奸来治疗自身的卑怯心理的需要。

于是,一方面是十分脆弱并且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堪一击的国力,一方面是极其高涨但又主要是体现在标语口号上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氛围,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压力,致使当时的每一个中国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氛围和压力。然而,这对民众来说的要不要抗日的问题,一旦被交付实际的政治操作却变成了能不能抗日和如何抗日的问题。于是,当时处境很不妙的毛泽东及其中共十分幸运地可以肆无惮地站在民众一边,而当时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一举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十分不幸地不得不站在实际决策的政府立场。英雄、汉奸、卖国贼的不同角色按照大家的不同位置在客观上不由自主地业已划定了。因此,第一轮的政治角逐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进行的。这轮角逐的核心是谁当秦桧,谁扮岳飞。

所谓秦桧角色实际上是一个担当了和谈使命的人物。对此,当年的周作人有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周作人认为,秦桧主和并非他的大罪,因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可见,所谓秦桧和岳飞,其实是和者和战者面对强敌时为同一个政府所必须具备的二个相辅相成的政治角色。这种角色根本不在于个人的道德选择,而在于拒敌御寇的实际操作需要。虽然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朝野位置而言其各自角色是客观规定好了的,但就蒋介石和汪精卫而言,秦桧和岳飞的角色却首先在于双方的有意识的分工。因为彼此之间并没有如同国共之间那样的差异。蒋汪作为当年的留日学生和孙中山的追随者与日本朝野人士全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日本人对他们二位也同样的感兴趣,同样的具备了对话的可能性。蒋汪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文官,与此相应,一个在个性上比较强硬,一个在个性上比较懦弱。但这也不构成在角色选择上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证明,在与日本军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中,汪精卫所持有的是比蒋介石更为鲜明更为坚决的抵抗立场。

就汪蒋的客观处境而言,汪精卫完全可以象共产党那样十分轻松地大唱抗日高调。因为他不是军事领袖,前去抗日的军队不是他的实力,而是蒋介石的政治血本。汪精卫假如是一个懂得耍弄手腕的流氓而不是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书生的话,他完全可以扮演比“七君子”和共产党更加激烈的力主抗战的话语英雄。然而汪精卫偏偏是个书生,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也没有井冈山造反的经历,从而既不懂暴力话语,也不知话语暴力,在文化人格上完全陷入了儒家哲学的圈套,中了公众舆论要求有人挺身而出的心理埋伏。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修齐治平与其说是一种人格修养,不如说是一种对民众心理的巧妙迎合。每每面临所谓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需要有人去武力抵抗,一方面需要有人去和平谈判。

岳飞和秦桧是一个面对强敌的怯懦民族所同样需要的二个挺身而出的人物,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然而,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岳飞的抵抗是要大肆渲染,大声喊叫的;而秦桧的和谈却是应该努力淡化、只做不说、乃至大家都装作不知、或者成为众口之的备遭攻讦的。不管和谈给人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人们一面享受着和谈的利益一面照样把和谈使者骂得狗血喷头。这样的历史游戏从宋朝开始,一直被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时期;一方面玩出了民族英雄,一方面玩出了民族罪人。这样的民族罪人在宋朝由秦桧扮演,在晚清由曾国藩、李鸿章扮演,一个被毁于天津教案,一个受辱于甲午海战,最后到了抗日时期,轮到了汪精卫头上。这样的顶罪在曾国藩是为慈禧所陷害,在李鸿章是迫不得已,他不下地狱没人下地狱;而在汪精卫却是一种书生气十足的主动选择,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叫做舍身饲虎。

当然,就汪精卫本身而言,并非是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汪精卫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望。所谓书生和流氓,往往是相比较而言的。比如相对于陈独秀的耿直,汪精卫显然要流氓一些;但一旦面对蒋介石,汪精卫再耍手腕也不过一介书生。

从当时的实际处境来说,蒋介石是最为尴尬的。蒋介石一方面正在象当年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一样努力追剿岌岌可危的共产党军队,一方面又面对着日本军队的大举入侵,他要象曾国藩那样先安内后攘外,无奈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使他受到空前的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蒋介石恨不得把自己一分为三,一个对付共产党,一个对付日本人,一个对付民众的舆论。也正是这样的尴尬,使蒋介石在淞沪抗战一役中采取了比汪精卫暧昧的立场。但蒋介石又十分清楚,这样的立场对他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作为一个军事首领,抗击外敌乃是他的天职;他的暧昧无疑意味着他的失职,而他的失职又潜伏着导致他倒台的危险。然而,假如他为抗日而尽职,又将使他的剿匪计划毁于一旦,而对蒋来说,他心中十分清楚,毛泽东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危险的劲敌。蒋介石处在了名副其实的两难境地之中,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关头,他成功地抓住了汪精卫。所谓螳螂捕蝉,就是意指蒋介石抓住了汪精卫,以此摆脱了他的两难困境。

人们可以从陈公博的《苦笑录》中窥见些许这种螳螂捕蝉的秘密。作为一个当时政坛的知情者和追随汪精卫的政治风云人物,陈公博仿佛预见了自己和汪精卫日后的命运似的,在跨向一个政治深渊之前悄悄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自辩式的历史记录。也幸亏这份记录,使得某些历史的真相没有被全然擦去。

因为按照陈公博的《苦笑录》所记载,蒋汪之间的岳飞和秦桧的不同角色,既不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也不是为各自的情势所迫,而是蒋汪彼此之间的一个分工,一次默契:即由汪精卫前去扮演秦桧,以和谈的方式延宕日本军队的进犯;由此可让蒋介石腾出手来,一方面获得剿灭共产党的时间,一方面又免于作为军人有失抵抗天职的卖国罪名。陈公博作为一个旁观者,清楚地看到了汪精卫在这场分工中所承担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首先不在于忤逆了民众的舆论及其求战的心理,而在于一旦蒋介石翻脸不认帐,汪精卫将陷入无以置辩的悲惨境地。

当年曾国藩去天津是为慈禧所迫,此刻汪精卫扮演秦桧却是与蒋介石达成的一个彼此心照不相言说的协议。汪精卫以为他的这种舍身饲虎既可打动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又可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由此奠定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的基础。这样的天真表明,汪精卫既不懂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游戏规则,又不懂中国民众由怯懦而产生的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理。倘若一个民族在气脉上强壮到足以对抗强敌在心理上又健康到真正不畏强暴的前提之下,民众不会过誉岳飞和痛诋秦桧。人们会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人物鼓掌致敬,无论是前去交战的,还是前去和谈的。

然而在日本军队横冲直撞之下的中国民众实在太怯懦了,这样的怯懦使他们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集中倾泻在对每一个和谈者的指控上,仿佛日本军队的强横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软弱,不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怯懦和中国社会的腐败,而是因为和谈者的妥协。蒋介石看到了民众情绪的这种盲目性,从而借助中国政治游戏规则中的可做不可说一做不可收的套路,以一个亲切友好的微笑将汪精卫抓过来,戴上一个秦桧的面具,担上一个秦桧的使命,再将对方推出去,以图在挡住日本军队的进攻的同时挡住民众汹涌澎湃的抗战舆论。在这第一轮政治搏弈之中,蒋介石赢了一个满贯。当然,他没想到接下去会发生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将他推到一个与汪精卫同样濒临出局的位置上。这个意外便是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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