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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4/10)

后来与毛泽东争权败北的中共领袖张国焘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将毛称之为曹操,而按照毛在井冈山时期的作为又象一个《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事实上,毛的成就也就在于这二者的结合,既是政治枭雄,又是绿林好汉,并且诉诸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五四”白话文形式。所谓枭雄和好汉,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的江湖产物,走了曹操道路的是白道,走了宋江道路的是黑道。白道也罢,黑道也罢,其遵循的游戏规则却是一样的。白道有落草的可能,黑道有招安的荣幸。毛泽东对历史上的这种江湖游戏烂熟于心,只是说出来或形成文字时从来不用江湖口气和江湖术语,而是用了以他的白话方式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一方面以秦始皇的气派从事曹操或宋江乃至朱元璋们玩过的历史游戏,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在话语上将这历史游戏努力表述为苏维埃运动,或曰建立红色根据地。正如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他归结为“造反有理”一样,他有关当时井冈山革命的基本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尽管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同时,中共还在中国南部各省建立了相应的许多红色苏维埃,但相比之下,毛的成就是最为卓著的。他不仅有一整套的方略,还形成了相当系统和完备的理论。诸如群众路线,十六字诀,支部建在连上,及其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其实,在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之前,农民运动早已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虽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作了不切实际的相当浪漫的夸张,但诸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是有案可稽的。然而,相比于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彭湃的作为显得幼稚和肤浅,连列宁都曾批评过其“左倾幼稚”倾向。而且,正如湖南农运为北伐所激发所推动一样,广东的农运同样基于国共合作的前提。没有廖仲恺和陈炯明对彭湃的支持,海陆丰的农运是根本不成立的。即便彭湃本人,也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出自豪门的文化精英,是一个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深深地迷恋于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因为就中国农民本身而言,根本没有革命的要求。

无论是彭湃的农民运动还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都是由共产党去人为地发动起来的。这种从主义到运动的过程,与当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论述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当年在主义阐释上的全部悲壮,在中国的农民革命中变成了不无喜剧色彩的造反和暴动。在这块从来没有过理性意识的土地上,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全然变成了身体叛乱。共产党煽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几同于十九世纪英国烟贩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手法;区别在于,后者贩卖的是危害身体的毒品,而前者的引诱则在于使农民头脑中毒,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产生了阶级觉悟。这种阶级觉悟归根到底只对启发者的共产党有意义,农民有没有觉悟总归是农民。因为这种所谓的土地革命的历史逻辑在于:先是共产党引诱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然后再通过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请农民将手中的土地自觉自愿地交给共产党。由此,共产党获得了土地的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化,农民获得了夺取土地的快感和分田分地的瞬间幸福。中国农民运动作为一场革命是悲壮的有声有色的,但作为一部历史却是可笑的充满喜剧意味的。即便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革命都会忍俊不禁。

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上的种种独创性。他将孙子兵法变成了他的游击战术,他又通过在基层设立党组织的方式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懂得占据地盘的重要性,进而把红色政权的军事割据推广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是门外汉,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极富想象力和极具操作能力的。当然,这种能力也包括处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种种手腕。因为革命的艰难不仅体现在发动农民上,体现在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的作战上,而且更体现在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上。必须具备驾驭和操纵这内外两方面的斗争的能力,毛泽东才能树立起领袖的威望。因此,当人们发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享有很高的威望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他作了什么令人感动的道德示范,而应意识到这是毛泽东的斗争结果。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民众那种领袖崇拜的心理特点,他们往往把死去的英雄尊奉为道德偶像,而对活着的英雄则习惯于服从他手中的权威。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因此每每面临权威和道义的冲突,他总是首先考虑权威,而不会天真地选择道义。虽然在红色根据地充满了主义和口号的浓妆艳抹,但人们实际上遵循的依然是生存竞争的自然规律。即便原来由于主义的熏陶而比较天真的革命青年,经过一番磨炼也会变得世故和冷酷起来。生存的紧迫使主义不得不退居其次。因为按照主义的原理,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做的一切都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所找不到的。或话正因如此,主义才找了毛泽东不少麻烦,甚至差点将他置于死地。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毛泽东之前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反复实验。而且实验的实际操作者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国际,该组织为莫斯科所操纵,最后又控制在斯大林手里。作为共产国际的当然附属物,中国共产党成了主义的实验工具。这样的工具性,使共产国际根本无视中共领袖人物的任何独创性,而是按照科学实验所固有的程序下达一道道的指令。不管指令有多么莫名其妙,却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和贯彻。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惨败使许多党的领袖们对共产国际产生了疑虑,但这根本不妨碍这部科学实验机器的继续运转。这部革命机器先是切除了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再是轮流更换中共的一个个领袖,直到换成完全符合其程序和旨意的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止。这些革命青年的留苏经历使他们有幸成了莫斯科最为信任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地位又使他们目空一切,自命不凡。毛泽东虽然深谙权术之道,但也毕竟吃了他们不少苦头。

虽然在李立三当道时期,毛泽东就与之有了意见分歧。为了“革命首先在一省数省获得胜利”的盲动,毛泽东损失了不少军事力量,但这对毛来说并不致命。其时,毛的根据地已经从井冈山扩展到江西省,并以瑞金为首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或许正是有鉴于李立三的盲动,毛泽东才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言人的自上而下的蛮横干涉,毛对自己的发展和前景是很乐观的。这种乐观可从毛当时的一些诗词中窥见一斑。诸如“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虽然环境相当严酷,但毛泽东却从中感到一种游龙戏水似的快感。前面几次反围剿,都在毛泽东的这种快感中轻而易举地大功告成,并且由此还归结出“诱敌深入”的著名战术。

然而,当二十八个半一伙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顾问连同他们的主义来到毛泽东的根据地后,毛的权威一下子被剥夺了。在大敌当前的关头,毛泽东孙子兵法式的战术被弃置一边,莫名其妙的主义成了最高指挥。主义断送了毛泽东开创的一切,致使浴血奋战的造反者们不得不大规模地逃亡。一些在权力斗争中被淘汰的中共领袖在大部队逃亡的当口被弃置不顾,连毛泽东也差点被扔下听天由命。主义和共产国际之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于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头脑中毒导致的心智昏迷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失败和伤亡。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抛弃主义的旗号,但他更坚定地确信了自己的正确。

这种正确在于,虽然革命因为主义而起,但革命的实践却不能凭借来自头脑的主义,而应取决于生命自身的内心体悟。为此,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一本叫做《实践论》的小册子,力图说清这一他说不清楚但领悟得很明白的道理。用毛泽东的说法是,你得变革梨子,你就得尝一口。他把这叫做感性经验,然后再把接下去的思考叫做理性经验。他虽然不敢否认头脑的决定作用,不敢冒犯主义的绝对权威,但他强调了感性和体会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实践的范畴。作为一个哲学家,毛泽东显示的几乎是农民的直觉,但又正是这样的直觉能力,使他在所有为主义所苦的共产党领袖中胜人一筹,并且鹤立鸡群。

如果可以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主导地位为界的话,那么在毛之前的中共是根据头脑中的主义闹革命的,而在毛之后的中共则将革命诉诸了内心的体悟。主义革命的基础是书本知识(Knowledge),内心体悟则源自生命的能知(Knowing)。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他青年时代所学习的曾国藩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只是曾国藩的事功是生命的修为,而毛泽东的革命则是生命的张扬。因此,一者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一者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前者内欲,因而无言;后者放肆,因而乱言。但二者都基于各自的生命底气,而不是出于头脑的作祟。正是这样的生命底气,使毛泽东给中共给革命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相形之下,在中国晚近历史的革命领袖人物之中,孙中山尚且都不到境界,更何况王明这样的莫斯科留学生。顺便说一句,大凡去西方的留学生,最容易得的毛病便是对头脑对知识的盲目崇拜。能够象陈寅恪那样由理性而感悟而得充沛之生命底气者,实在是为数寥寥。

当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相当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在这场政变中起决定作用的绝对不在于主义的正确与否,而在于传统权术的运用的得当。在玩弄中国式的政治手腕上,毛泽东的成熟和莫斯科留学生的稚嫩是一目了然的。毛泽东根本用不着辛苦奔波,躺在担架上几番谈心便将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遵义会议上的转折使毛泽东成了中共和中共革命的把舵者,而且从此他再也没让别人从他手中夺走此舵。在中共称之为长征的逃亡途中,张国焘曾经有过向毛泽东夺权的挑战,但被毛泽东的挟中央以令诸军的手法给击败了。这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是红军那支不幸的西路军。不管在毛和张的这次斗争上如何众说纷纭,争斗的中心无疑是权力。

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领袖,张国焘的生命底气在于城市,比如从事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一旦涉足农村中的革命,张国焘再强也强不过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汇合的时候,张国焘自以为兵强马壮,胜算在握,他不知道毛泽东的部队虽然破败,但毛泽东的生命状态却处在他一生之中最为充实最为饱满的巅峰时期。大约一年之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尽情表达了这样的生命状态:整个大好河山宛如一个妖娆的美女,毛泽东在以“君子好逑”的气概一步步向她走过去,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高度亢奋,蓬勃旺盛的阳刚之气,呼之欲出。且慢说张国焘,就是蒋介石都难以匹敌,即便强横如斯大林者,也压制不住,遏止不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一个语言神话,是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具有神话意味。他与神话中的造反者在心意上息息相通,比如共工,比如孙悟空。那些诸如怒触不周山、大闹天宫的故事,在毛泽东身上演化为暴力革命和语言神话。毛泽东在暴力和语言的组合上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致使一场以主义为圭臬的革命变成了一个以革命为名义的神话。而且,毛泽东幸运的是,历史不仅给他的革命神话提供了语言文化的逻辑前提,而且提供了社会政治的历史机遇。我指的是“五四”白话文的演变和日本人的悍然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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