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从黄埔军校中承接了暴力这一传统气脉，但他漏掉了北大精英所创下的“五四”文化。而蒋介石所忽略的，又正是为毛泽东所擅长的。虽说毛泽东在年青时也曾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的语言天才却是在习得了白话之后才充分发挥出来的。他不仅将古圣贤的语势造型运用到他的白话之中，而且将汉语语言特有的在逻辑运用上的意象性挥发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不是西方的逻辑的理性文化，而就是中国式的意象的感悟文化。这种语言不是通过逻辑的求证让人信服，而是经由意象的营构让人领会。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想过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陈独秀也不会留意。因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陈独秀是不言而喻的，即“五四”的两大追求，科学和民主。然而，毛泽东在此通过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将革命的首要问题变成了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逻辑的推导和论证，而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将前提硬塞给了读者：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民主、不是打倒军阀、不是实现什么主义，而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按照这种说法，革命的操作具有高于一切的重要性。或者说，革命将干什么且慢说，先把该如何革命弄清楚。
毛泽东的这种话语方式十分清楚地标出了与陈独秀的区别。陈独秀所给出的历史话语虽然充满激情，但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理性立场，但这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是否合乎逻辑的理性立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所说的是否切实可行。说得含混些不要紧，但做起来却必须清清楚楚。同样的白话文，在陈独秀诉诸了文化，在毛泽东诉诸了政治。文化是必须说清楚的，而政治则在于操作上的可行性，说得是否清楚或者说是否合乎逻辑并不重要，有时候不说比说更为有利和有效。于是，毛泽东便把革命的首要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地交付给了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而且接下去还真的一层层地仿佛很有逻辑性地排列出了敌人的阵营和朋友的阵营，如同弈棋中的楚河汉界那样分明；并且毋庸置疑地省略了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全部人性因素，将整个社会分成敌我两个阵营，从而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陈独秀当年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立场，至此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全然变成了斗争哲学，或者说，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斗故我在。
毛泽东话语的这种意象营构同样体现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比如：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样的语句与其说是考察报告，不如说是描述农民运动的钢琴奏鸣曲。其描述文字比农民运动本身更有气势，从而勾勒出一种时代英雄的意象，令人想起《山海经》中的共工，刑天，不仅猛志常在，而且将埋葬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的一场“痞子运动”，经过毛泽东的话语奏鸣，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神话。所谓语言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的秘密在于，只要意象在手，不妨尽管吹牛。正是基于这种手法，毛泽东在后来中国卫星上天之际，对西方人说他把一个山药蛋送上了天空。如果说有关农民运动的神话在表达上是把小的说成大的，那么在卫星上天时的这种豪迈则是把大的说成小的，这都是语言经过意象处理后所达到的神话效果。
由于这样的意象性，使毛式话语充满了文学想象力。后来的人们很奇怪毛时代的话语的这种特征：凡是政治话语都十分形象化文学化，凡是文学语言又都十分概念化政治化。这种现象在话语上的奥秘则在于本来应该诉诸逻辑的话语方式被诉诸了意象，而本来应该诉诸意象的话语方式却被诉诸了概念。经由毛泽东话语装饰的语言由此获得了语言神话所特有的神奇性。比如在井冈山斗争的最为艰难困苦时期，毛泽东会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大胆预言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并且令人眼花缭乱地描绘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不管身处如何绝望的境地，看了这样的描绘还会怀疑希望的快要实现么？同样的手法见诸《纪念白求恩》是：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所说的“这点精神”是指他认为白求恩所具有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且不说这种精神的归结本身是否夸大了白求恩医生的职业道德，即便就算是这样，接下去的发挥也太五彩缤纷了，又是高尚，又是纯粹，还要道德，有益人民云云。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纯粹的，那么道德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一个在道德上备受谴责的人，就肯定不高尚吗？地藏菩萨下了地狱不也照样是菩萨？这种具有神话效应的五彩缤纷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从这五个对人的要求来看，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好在毛泽东说的是一个以身殉职的国际友人，他说得再莫名其妙，只要情感上热烈深沉礼遇上扎实到位便行，不会有人硬去仔细推敲，追究。但问题是，到了后来的斗私批修年代，这五条标准被用来衡量所有的凡人，结果弄得几亿芸芸众生人人感到自惭形秽。仿佛除了说出这些标准来的领袖之外，人人都不敢说自己是高尚的纯粹的。为此，大家只好对想出这些形容词的伟人诚惶诚恐地膜顶礼拜，而且好象没有人暗自思忖，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否也符合这种几近神话人物的标准，因为大家都认定了说话人是个神话人物。
毛泽东的语言天才之于他的语言神话固然是首要的形成条件，但不可忽略的是他这种天才所基于的土壤也是滋生神话的重要前提。因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方式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五四”白话文的语言革命只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来白话文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话语上，也即是说，引到了用白话形式表达的传统话语方式上。白话文的这种演变又绝对不是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天才所能达成的，而是经过了许多为“五四”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虽然历史的轨迹经常在一些领袖人物英雄人物身上标记出来，但历史的演变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毛泽东曾生动地比方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