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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物品和文革记忆(1/5)

文革过去还不到四十年,但在文物市场上,文革物品已被列为“现代文物”。人们一般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品称作为文物。明代和清初,“前朝遗物”比较普遍的名称是“古董”或“骨董”。到乾隆年间(十八世纪)又开始使用“古玩”一词。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用古物一词概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它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董”和“古物”。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了《旧都文物略》,同年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这里“文物”包括了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文物”一词,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

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国际的一般惯例是,“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1]文革至今不过三十八年,远远够不上文物的时间下限,文革物品之被称作为“文物”,大约与“前朝遗物”的概念有关,但文革与今天却又并没有“前朝”的关系。文革物品在今天成了“文物”,主要是与人们的断代感有关。历史的久远是不能单单用实际的年数来衡量的,文革物品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感觉上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

一、地摊文化的另类空间

文革文物收藏现在主要是在民间,尚未成为正规博物馆认真收藏和陈列的物品。

有一些很小的边缘性博物馆开始陈列一些文革时期的物品,但基本上是象征性的点缀。它的目的不是总结和反思历史,而只是最起码意义上的民俗展览,为的是给文革时期的日常表面生活作一些实物性的注释。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当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时期”作日常表面生活的实物注释,不然的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又何尝不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构建对群体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这种构建通常在对“历史”的述中回答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什么是我们的好社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我们应当期待的未来,等等。

正如哈贝玛斯所说,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公共运用,……在公共领域中,联系着政治教育、博物馆和历史教育,以生产历史形象来为过去辩护,是一种政治行为。”[2]博物馆始终将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争夺场所和公共政治运作空间。文革物品尚难以在现有的主流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有政治原因的。主流博物馆体制在文革物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乃至冷落排斥,衬托出文革物品私人收藏的热络。这也反映了“文革”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两重性,那就是,文革的政治和社会讨论仍是禁区,但文革物品却已纳入了官方认可的“现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场被人为地在表面上割裂开来,以双重政策区别对待,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状使得私人文物收藏成为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并对它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另类文化活动。

私人收藏的另类文化性质可以从博物馆与珍品收藏的关系得到说明。博物馆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群体历史和群体身份构建设施,从十七世纪中叶算起,至今不过250年的历史。现代博物馆收藏的前身是古代的“珍品收藏”,十五世纪以前的珍品收集是没有内在秩序的物品聚合,之后出现了为增进收藏为目的的收藏室,称作为“陈列室”、“学习室”或“工作室”,被收藏的物品集合开始有了内在秩序,这个秩序先是十六世纪的“神创世界”,后是十七世纪的“自然历史”,然后又在十九世纪充分发展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群体历史和身份。[3]今天,博物馆已经和珍品收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模式的文物收藏,前者是集体性的,后者是个人性的。前者追求的是理性秩序,后者崇尚的是灵感快意。前者在物品中营造历史、传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在文物中寄托情趣、品味、怀旧者的感伤或者投资者的贪婪。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在公共空间为专制力量所把持的社会中,私人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有政治对抗的意义。

在博物馆和珍品收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墨雷(David Murray)所说的“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早在上个世纪初墨雷就指出,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是“专门化和分门别类。”[4]从自然史、国家历史到艺术、军事、科技等等,各种门类的博物馆所精心汇总、陈列的物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揭示某种具有真理意义的发展规律或过程。

与此相比,前现代的珍品收藏则与这种真理使命无关,它给人带来的是意外的惊喜和好奇,“新、奇、特”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它的展示效果与其说是教化性的,还不如说是情感性的,与其说是因为理性智慧揭示真理的秩序,还不如说是混沌无序的经验生活本来就有快乐。当今中国的文革文物收藏不仅具有墨雷所说的那种思想前现代性(非教化、非启蒙、非真理),还具有一种市场前现代性。文革文物绝大部分是在不同于现代商场的地摊上展示和交易的。文化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现代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商店)和博物馆有相似的公共“教化”和“启蒙”作用。这两种设施都以提升大众的某些品味、向大众灌输某些价值、调教大众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为己任。[5]从收藏意义和商业运作上说,作为地摊文化的文革物品都够不上现代的标准,因此在当今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边缘性。

不仅博物馆和珍品收藏的区别值得注意,博物馆和“市集”的区别也很重要。福柯指出,在后一个对比中,重要的不只是不同的物品秩序,而更是两种不同社会场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是一个把流动的时间积累并凝固于不变场所的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现代场所的“现代的理念。”市集是一种与博物馆理念完全不同的场所。博物馆占据着城市的中心,高大的建筑象征着它的永恒,而市集则大多在城郊,有集时人头踊动,熙熙攘攘,“摔跤的、弄蛇的、算命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集无定市,集散市空。集市与时间的关系不在于积累,而在于“时间的流逝,瞬息万变、不可挽留和喜庆气氛。”[6]

托尼·贝奈特(Tony Bennett)把博物馆和市集的场所进一步充实为社会化空间的区别。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殿堂而且还是一个教化文明的设施。博物馆是一个大众行为的“表率之地。”[7]在博物馆里,访问者“不准随意吃喝,不准触摸展品,”当然,还必须穿戴整齐,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等。[8]与博物馆相比,市集简直就是一个杂乱散漫的地方,穿汗衫的,穿拖鞋的,光膀的,大声吆喝的,吵架的,讨价还价的,趁机偷东西的,什么“不文明”的行为都有。博物馆的一处处展品是按一定的路线安排陈列的,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循着参观路线在作“经过组织的步行”(organized walking)。尽管访问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他们的腿却并不自由。访问者“腿上的思想”实际上早已由博物馆预先设定。[9]市场却不一样,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构成了迷宫般的网路,每个人都可以信步走来,或走马看花,或驻足细观,一切随意而为,悉听尊便。腿是自己的腿,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在市场里,不存在将众人作单一社会化的统一空间。市场上的人乱得很,杂得很,野得很,他们拒绝被驯化,拒绝管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市集和博物馆的区别很能反映现今文革藏品和主流博物馆藏品的不同。现今的文革藏品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上,主流博物馆尚未有容纳它们的历史事空间。谁要想领略文革藏品,谁就非得到文物市场去逛逛,当然,那不是正而八经的文物商场,而是市集式的古董文物摊。这些古董文物摊与博物馆的关系并不尽然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对立场所。古董文物摊和普通的市集不同,它们并不在郊外,而是往往寄生在现代都市相当固定而又颇为热闹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潘家园和红桥,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孔庙等等。可以说,古董文物摊位所占据的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博物馆和市集的折衷场所,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众市场。[10]

以苏州的情况为例,交易文革文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人民路三元坊以南的孔庙,另一处则是在不远处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孔庙那里有自由交易的文物市场,周日都是固定的大小柜台,周末才有“散摊”。固定的柜台出售的是常见的古玩、古董和收藏品,如玉器、瓷器、家俱、文房用具、钱币、电话卡等等,周日一般冷冷清清。到了周末,散摊都来了,孔庙才真正热闹起来。不过,固定柜台主对零散摊主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苏州工人文化宫那一处交易柜台都设在一个用墙围着的地方,称作为“苏州市职工收藏品交换中心”。这里面有十几个常设的柜台,但只有两、三个陈列和出售一定数量的文革物品。在文革市场摊,文革物品的基本特征是杂、乱、零散。周六和周日两天,孔庙最为热闹,俨然成了昔日的市集。零散摊每摊交费10元(2005年6月调整到每1.5 米摊位20元)。交易文革文物的摊子一般是杂摊,除了卖文革物品,也卖别的,专卖文革物品的极少。文革物品收藏者到这里是真正来“淘宝”的。墨雷说珍品收藏的乐趣全在于意外发现和新鲜有趣,“淘宝”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他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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