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讲，布票是1954年9月出笼的，比1955年11月正式发放的“全国通用粮票”还早一年零两个月。
呼和浩特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从大跃进那年开始，每年每人仅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打闹条裤子了。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二寸布票；咬牙买条高价的粗呢子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
那时，娶媳妇，一般需要五、六丈布来给女方置办嫁衣。如果男方拿不出来，婚事极有可能告吹。一家人的布票有限，要想凑够五、六丈布，只有向亲友周借。
那时，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一件衣服老大先穿，小了给老二，再改改给老三。家家都是大人给缝衣裳，能买得起成衣的人家不多。女人们到商店总是掂量来掂量去，要挑收布票少的。然而府绸这类密实的布，一尺收1尺；一般的花布有一尺收7寸的，有收6寸、5寸的。我记得最划算的就是一尺收3寸的了，但那种布非常稀薄，一下水就会抽。人造棉倒是不收布票，但价格挺贵还不结实；的确良，的卡是不收布票的，但一般人买不起。
还有不少女人喜欢到百货公司买点布头，因为布头不要票。布头就是一卷布多出来的部分，如一卷布是50米，出厂时会多给一米，人们就等那一米。
那时，就连手帕也收布票，记得政治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启发过我：“你想啊，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手帕虽小但也是用布做成的，全国每人一条手帕，放在一起就能堆积成山，那得用多少布呀，不要票能行吗？”
那时豆包布不要票，所以很多人买来做夏衣，又透气又凉快。当然它也透光，我有好几年整个夏天都穿它，皮肤被晒的黑溜溜的，但那年代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节省布票，在机关干部或下乡知青中还流行过一种假领子。那是一些穷讲究的人在中山装或仿军装里衬着的一种只有衣领、没有衣身和衣袖的特殊的衣服。买件假领子穿，不仅节省了开支，也照顾到了着装者的体面，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是发挥到了极致。
那时得胜堡的村民，都衣衫褴褛。即便有布票也没钱买，多数人拿到大同换了粮票或玉米面。饥饿的年代，里子比面子更加重要。
1976年，得胜堡有个家伙因为没钱过年，便把几十尺布票拿到黑市去变卖。被“纠察”抓获后，五花大绑，挂上牌子，押到各公社、大队游街示众。倒卖布票，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尽管如此，布票的地下交易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因为没钱买布，一般人一年到头就一身衣裳。每年冬天缝制的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然后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穿。至此，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身衣服已经烂成布条了。
在得胜堡，不管男女老少，都没内衣内裤。晚上睡觉，先吹灭煤油灯，再光溜溜地钻进盖窝。没有褥子，热乎乎的土炕上仅铺一张破席。早上起来，身上印满了花纹，摸上去还有立体感。
那时，五舅家两三个孩子盖一床盖窝。冬天冷，睡到半夜三更，你拽过来，她抻过去。表弟总认为哥哥盖的多，表哥总认为弟弟盖得多。很多个夜晚，表哥和表弟都为争取多盖一点盖窝而争吵，有时还因此打架。舅舅妗妗经常为娃娃们争盖窝动气，妗妗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可表哥觉得自己已经让着了，还是没有余。
五舅家的盖窝几年也不拆冼一次，时间久了，盖窝子脏得看不出本色，就像铁板一样。死嘟噜烂沉的，一点也不暖和。
上世纪60年代，三年大饥荒时期，雁北每年每人仅配发1.7尺布票。而做上衣需6.8尺布料，裤子需6.5尺布料。做一套衣服，就的花完全家人的布票。人们对此严重不满，记得得胜堡的村长就讲怪话说：“一尺七布够干啥？做条裤衩男人兜不住毬、女人盖不住屄！”
那年五月，姥姥过80岁生日的时候，舅舅想扯一块布为她做件新衣裳。那天舅舅一大早就上路了，赶到大同县，正值太阳当头。舅舅来到商店，从内衣里摸摸索索掏出那个黑布袋，袋里装着卖笤帚所得的钱和布票。
营业员问：“你扯多少布？”
“扯7尺。”
“你的布票呢？”
五舅把布票递给了售货员。营业员拿过来看了一眼，不耐烦地把布票甩了出来：“你这是废票！”
舅舅说：“这是今年刚发的票，用也没用咋就废了？”
“布票的存根呢？”
五舅拿过来看了半天，又听售货员的解释，才搞清楚。是妗妗在撕票时，不慎从布票的存根处撕开了，现在存根还在家里呢。五舅给人家说了许多好话，并且应许：“过几天再下来时一定将存根送来”。可营业员一口咬定，就是现在把存根掏出来也不顶用了。
舅舅只好饿着肚子，爬坡上梁地赶回了家。舅舅埋怨妗妗，妗妗埋怨舅舅，最后俩人都伤心地唉声叹气。
由于票证品种繁多，使用时间不一，差错实在难免，特别是一些不识字的老人。我就见过一位小脚老太太，拿布票去扯布，售货员说：“布票已经过期。”老太太当即失声痛哭。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布票在雁北来说还属缺货。1980年，得胜堡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月历，月历上的欧洲美女身着性感的比基尼泳装。一天，被一个老顽固看见了，说：“这是甚地方的人了？布票发的比咱们这儿还少！”有人告诉他，人家那儿没有布票，也没粮票。他说啥也不信，还搬出一大堆理由来和人家犟。
雁北人见识浅短。直到前年，表嫂从老家来，在街上看见女孩子们穿的乞丐服，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内蒙的经济形势也很不好呢。女娃娃们的劳动布裤子前后都开了窟子、露出肉来啦，也不懂得找疙瘩布补一补。”我老婆说：“唉，看来你是哪也不去，完全与世界脱节了。人家那叫时装，以烂为美呢。”然后笑倒一家人。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1975年夏天，我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一天下午，我去农贸市场闲逛，没走多远，就有一个老大娘走到了我的跟前，和我说话。我一时没有听懂，她带着期盼的眼神继续说着，那口气，不是“说”，而是央求。我终于明白了，她是问我买不买布票。我问多少钱一尺。她说二毛多（到底是二毛几分，我记不清了）。我正缺布票，问她有多少。她说有三丈多。我从身上掏出十块钱，她也开始掏布票。布票被手帕大小的布一层又一层地包着，她一层一层地打开。也许，她觉得这样才安全。就在她把那个布包打开时，突然来了一股大风，将她的布票吹散。她一下子急了，到处乱跑着去逮，我在原地站着等她。一会儿，她回来了，大口地喘气，一脸的绝望与苦相。她只捡到一丈左右，我给了她三元钱。
回到驻地，我突然意识到，那位可怜的老人，一看就一贫如洗。除了布票，一定没有别的什么可卖了。也许，她家没粮食吃了，也许她盼望用这几块钱去治病，也许……刚才，我为啥不帮她去追呢？后来很长时间，我一想起她羸弱的身子；蜡黄浮肿的脸；蹒跚的脚步和有气无力的声音；以及她不合时令的围巾，破旧的黑衫，我的心像被谁紧紧地捏住了不放。为此我一直存活在遗憾和自责之中，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宽恕。
1954年开始实行布票，至1984年取消，期间整整30年。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布店。收银员坐在高高的台子上，头顶有若干个铁丝拉到各个柜台，铁丝上有一个带大铁夹子的木板。柜台的业务员给顾客量好布，把布票、钱票连同小票、三联单夹在铁夹子上，“刷”地一声，使劲推给收银员。收银员核实数量、收银、收布票、盖章，将找回的零钱和零星布票、小票夹好后再通过铁丝发送给柜台。柜台的营业员再把找回的钱和布票连同卷好的布送到顾客手里。
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岁月，想起来就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