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她仍是我最好的母亲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

又为了怕我学坏,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

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躲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

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

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做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友,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的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加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

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了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房子烧成一片废墟,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

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直到我和母亲出现,才纷纷翻墙跑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

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两年多之后,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搬到小楼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

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先前住的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边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

搬去一年多,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厨房炒菜。

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很迷信,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出生。

她的脾气改了,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

‌‌“别以为妈土,妈以前只是没心情。‌‌”母亲说。以前过年时候,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现在则不再拜年,她说:‌‌“六十九了,人家该给我拜年了。‌‌”

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我为她摆了三桌。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她说:‌‌“过完四十生日,逃到台湾;过完五十大寿,死了丈夫。过生日,过怕了。‌‌”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为我选料,做了一件丝棉袍,又把父亲生前穿的,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羊皮背心补一补,交给我。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虽然不是农家出身,但有了院子,她自己学会种菜。又常看邻居的花漂亮,就偷掐人家的种子。她最喜欢种番茄、大黄瓜和金盏菊,也爱蹲在地上摘四季豆。我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总看见一个白头发的人,在绿叶间穿梭。

她也依然是孙子的守护神。常在孙子看电视的时候,过去小声提醒:‌‌“孙子啊!不要看啦!你老子要发脾气啦!‌‌”

因为她的耳朵背,自以为小声说的话,其实很响,早传到我的书房,于是冲出去训儿子。每次我训孩子,母亲都阻拦,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人家非说你是虐待子不可。‌‌”

不过,跟着她又会改口:‌‌“不是亲生的,都比你这亲生的还疼。‌‌”

有一天,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对孙子献宝:‌‌“瞧!奶奶肚子上这么长的疤,都是生你爸爸的时候割的,做女人,就是生孩子可怜。所以,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妈。‌‌”

最妙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太太开玩笑打了我一下,母亲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孙子一记。孙子大吃一惊:‌‌“奶奶为什么打我?‌‌”

‌‌“你妈打我儿子,我就打她儿子。‌‌”母亲笑道。

大家都说独子的寡母难处。婚前,我太太也曾经害怕,说:‌‌“有一天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妈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但是几十年下来,她们却处得比母女还亲。

在我记忆中,她们婆媳虽有小摩擦,但不曾争执。

有一天,母亲跟我不高兴,说:‌‌“你孝顺,你孝顺,哪次看病不是薇薇开车?‌‌”她说的是真话。我的妻也常说她跟婆婆在一起的日子,远超过跟自己的亲娘。

母亲确实是疼媳妇的,她总当着媳妇面袒护我,又背着媳妇骂我,她骂得很有技巧:‌‌“不是妈说你,也不是妈偏她,你确实不对……‌‌”

当然,随着孙女的诞生、岳父母同住,以及我工作上的忙碌,母亲跟我独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了。她常在我种花的时候,迈着‌‌“解放小脚‌‌”、拄着拐杖到我旁边,小声咕哝:‌‌“儿啊!咱们好久没说说私密话了。‌‌”有一次说着说着,她哭了:‌‌“你知道吗?妈心里好寂寞。‌‌”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

有几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吃完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常坐在我旁边,大声问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我为她翻译几句,她又会摇摇头,说听不懂,不如看报,回房间了。所幸有我岳母,总凑着她的耳朵‌‌“喊‌‌”各种新闻。

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太太,常挽着手,过马路,到家对面的公园去看海。

母亲也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子上看海、看人钓鱼。

有一次,她站到码头边上,很久,有个年轻人一直守在旁边,以为她要寻短。也有一次,一个人钓到条大鱼,送给她,母亲就两手攥着鱼,小心翼翼地拿回家。

到家,才发现鱼已经被她捏死了。

所幸,我的书房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我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她房里的声音,咔啦咔啦,她是不是又在吃糖果?叮叮当当,她是不是又在搅芝麻糊?我常劝她别吃太多甜食,她却回答:‌‌“吃胖着点,给你做面子啊。‌‌”

又说:‌‌“宁愿撑死,也别饿死,九十了,活够本了,死也值得了。‌‌”

母亲的九十大寿,我们又摆了两桌。全是亲戚和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她的朋友都凋零了,剩下两三个,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拨个电话,彼此问:‌‌“你还活着吗?‌‌”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岁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

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

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每次出门,她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在深坑的松柏墓园,我早为母亲的百年作了准备。母亲也去看过两次,十分满意红色花岗石和金色十字架的设计。

但是,就在去年,她四月中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死了,我不要住到深坑的山上去,多冷!回家又不方便,要看看你们,还得坐飞机。‌‌”

‌‌“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对她笑笑,‌‌“医生说你能活一百岁。如果你真不愿意上山,我就在家附近找块地,给你百年之后住,好不好?‌‌”

今天,二月十八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

如同她活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即使您在我高二那年,哭着对我说了那个秘密,我仍然坚信您是我生身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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