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青春之歌》:诞生的阵痛

1949年初进北京,身着列宁装的杨沫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和《红旗谱》一样,也是诞生于1958年的当代文学名作。如果说,《红旗谱》问世十分顺利,那么《青春之歌》的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小说创作用了三年半,出版却长达三年。杨沫的儿子老鬼写的《母亲杨沫》,详细记录了《青春之歌》诞生过程的阵痛。

创作的动力

杨沫是老干部,1936年参加革命。革命胜利后,她工作却不顺心。她先是在《人民日报》当编辑。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份美差,但当时她身体很差。《人民日报》一把手邓拓对她的丈夫说:“转告杨沫同志,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安心养病吧。”[i]杨沫觉得领导把她当成可有可无的人,心里不痛快,又和直接领导有隔阂,于是要求调到妇联。

到了北京市妇联,那里人看杨沫身穿列宁服,戴个蓝帽子,说话带着河北口音,土里土气,以为她是乡下人,没有把她当作革命老同志对待,而是和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让她打杂,给人抄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有时还遭到领导的呵斥。1949年7月,她又因为宫外孕,摘除了子宫和一侧卵巢。手术后全身疼痛,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开始秃顶。

1950年,因为不能正常上班,杨沫辞掉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和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看不到文件,参加不了会议,她心情极其郁闷。[ii]

过去说,艺术是苦闷的象征。从生理到心理的极度痛苦,成了杨沫创作的动力。写什么呢?对于杨沫这样气质敏感的知识女性来说,最重要的心灵史当然是青年时代的爱情与婚姻。正好,进入她生活的几位男性都不同凡响。张中行,她的第一个伴侣,当时的北大学生,90年代的著名自由派文化人,在她笔下成了余永泽;路扬,她的革命罗曼蒂克男友,一个传奇般的将军,在她笔下成了卢嘉川;马建民,她的丈夫,中国最高师范学府的一把手,在她笔下成了江华。《青春之歌》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国现代的革命大潮中,但最具魅力的内核无疑是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与几位青年男性的情感波澜。对于一位三十几岁就要长期注射荷尔蒙的妇女来说,这应是她最重要的人生记忆了。“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iii]也是她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小说创作还算顺利。1955年春天,她就完成了35万字的书稿。当时不叫《青春之歌》,而叫《烧不尽的野火》。

出版的波折

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杨沫写了一部反映30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就要去了书稿。但编辑看完后,却拿不定主意,提出让杨沫找一个名家看看,若名家肯定,就马上出版。[iv]

杨沫的妹妹是电影明星白杨。姐妹一起拿着书稿找到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阅。阳翰笙非常忙,稿子放了几个月,也没有时间读。

中青社只好取回稿子自己先看。编辑的审读意见是:一,还得请专家看;二,如能删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地方,会大有长进;再把一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加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v]

阳翰笙又推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审读书稿。欧阳凡海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到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他当然熟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的审稿意见写了6000多字,共33 条,前3条讲了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指出的则全是缺点。”[vi]欧阳凡海认为:最大的缺点是“以小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为书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vii]欧阳凡海对这部书稿显然是基本否定,杨沫只好把书稿放进了抽屉。

还有一种说法,萧也牧从作家柳溪那里得到杨沫书稿的上半部。因稿子凌乱,先请人重抄了一遍。萧也牧在给杨沫的信中说:“现在没有着手看,因为编辑部人手极端缺少,拟待四月初《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手稿寄来后,我们当即安排时间阅读。”[viii]由于认同欧阳凡海的意见,使得中青社对这部书稿并不积极。萧也牧是《红旗谱》的伯乐,却没有成为《青春之歌》的伯乐。当然,他也为此书策划了一个书名——《青春之歌》。作家石湾后来分析:中青社不是没有眼力,“实在是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之后,对于处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慎而又慎。”[ix]

一年后,小说终于遇到了伯乐。这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作家秦兆阳。秦兆阳是杨沫1942年在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杨沫还是秦兆阳夫妻的媒人。1956年春天,杨沫把书稿交给了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已经交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表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只需要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修改一下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x]为了表示诚意,作家出版社还向杨沫预支了一千元稿费。杨沫又用了20天把稿子修改了一遍,全书约40万字。

因为“双百方针”,中青社也想起了这部书稿,向杨沫表示可以尽快出版。但杨沫已经预支了稿费,当然不可能从作家出版社撤稿。

杨沫6月交稿以后,作家出版社却没有及时付排。先是责编任大心被抽去搞审干工作,别人又插不上手。10月底任大心发排了稿子,12月又说因为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气得杨沫在日记里骂开了:“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得那么痛快。”[xi]1957年1月任大心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杨沫又找到秦兆阳问:可不可以少印点,把书先弄出来?秦兆阳说,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不够卖,因为缺纸,每期要少印3万册。[xii]

因为缺纸,排好了的畅销书不能开印,这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但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是常态,所以经济学家才把那种经济体制称之为短缺经济。短缺经济不但影响到小说印刷用纸,甚至影响到高考试卷用纸。直到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印刷试卷的纸张出现缺口,一些省还请示是否可以动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印试卷。

杨沫这时肝部剧痛,怀疑自己得了肝癌。她想在告别人生之前,看到自己的小说问世。这次阳翰笙出面帮了忙。1957年3月,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楼适夷打招呼,请他帮助催促。责任编辑向杨沫表示:“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下。”言外之意,也可能挤不上。杨沫一气之下,又给作家出版社一把手王任叔写了信,让他们出书要守信用。总算有了确切的回复。

好事多磨。《青春之歌》终于1958年1月出版。出版以后,立即轰动。报刊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书店销售一空,马上加印5万册。到1958年6月,已经印到39万册。[xiii]195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大了。以后,小说多次再版,发行量逾500万册,还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介绍到国外。[xiv]杨沫一举成名,当年就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塔什干出席了亚非作家会议。

《青春之歌》出版始末,发人深思。阻力在“小资”,成功也在“小资”。一个“小资产阶级”问题,险些使这部好作品胎死腹中。而这本书的流行,靠的正是“一个小资味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xv]杨沫基本是按照她的感情经历来写的。她没有去过延安,似乎没有受到《讲话》的严格训练。如果早一点领会《讲话》的精神,她敢不敢创作以“小资”为主人公的鸿篇巨制就是问题了。当然,这部小说今天还能再版,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还是因为“小资”。“小资”让它有可能跨越代沟,获得新一代人某种程度的共鸣。

2010-09-08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