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3/4)

——“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造反、被造反坐在一起

1967年1月3日,毛曾令张、姚返沪,就地观察。此时经济风潮已从邻近上海的江苏等地蔓延至市区,因授权有限,张、姚二人抵沪后只是在第二线调研、听取汇报,并未有多大动作。

于此同时,从工交会议开始的“张屠夫”那条线为“维稳”所迫,提前运作。安亭事件后,上海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北上请愿,酿成“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1月1日,周恩来半夜打电话转告陈丕显,令其速去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在那里等他电话。凌晨2点,陈丕显穿军装披军大衣,威风凛凛赶至现场。周以中央名义令其停止病休,出面主持工作,并在电话中下达指令,就地逮捕赤卫队负责人、铁路调度王玉玺。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次动用专政机关直接捕人,此举显然是吸取安亭事件为张春桥抢得先机之教训,先下手为强。但也成为陈丕显主持工作后,对“工总司”等人的见面礼。布置完抓王之事,已是2日后半夜3点,陈披着那身军装赶至东湖宾馆,召集各大群众组织开会,由在场大学生起草《告上海人民书》,呼吁市民、工人返回生产岗位。3日下午《文汇报》告急,有群众组织因闻言该报将被《解放日报》兼并,迫于生计,冲进编辑部门,宣布“接管”编辑业务。晚11点,周恩来再让北京日报办公室给《文汇报》打电话,传三条指示:一,报纸接管,没有这种先例,社会上只有封报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做法;二,不要在报纸上点刘少奇和陈丕显的名字;三,办报要慎重。

张春桥、姚文元抵沪,先见的是写作班,后见陈丕显,转达周恩来要他出来工作的指示。但陈丕显此前已得周恩来令,提前一日站上第一线,三箭齐发:逮捕王玉玺,主持东湖会议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令文汇报全文刊载。工总司虽在《告上海人民书》上领衔署名,但王洪文在东湖宾馆会议期间一直打瞌睡,未发一言。醒来后说:“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一个名堂!”

陈丕显再发第四箭:1月8日下午在锦江宾馆召开各部、委、局、办负责官员与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制定《紧急通告》。陈见朱永嘉在场,要他坐到自己身边,记录发言并整理纪要,朱此时已宣布对他“造反”二十天,陈一仍其旧,亲切招呼曰:“小朱,来来来”。朱内心也还是认陈“毕竟是市委负责人”[13],一听“招呼”,果然“来来来”,“造反”与“被造反”又坐到了一起。

纪要草成,朱请示陈,是否称《紧急通告》?陈应允,大笔签发。事后证明,这是一件大事,陈办成后应向周恩来报告,但他却让秘书向张春桥报告,或许示好张,或许希望张将自己这一功劳转呈毛泽东。不料此后形势急变,张将此功劳占为己有,而且将陈单独关押。此后多年,陈丕显亦无可能向周恩来那条线汇报。此事在陈可谓小误,但对文革全局却造成重大后果:呈报《紧急通告》切换至江青那条线,引发毛误判,以为这正是他盼望中的工人阶级“首创”,遂将此推高为“一月革命”,号召各省市群众组织向“走资派”“夺权”,文革失控,全国大乱,竟由此肇始!

朱永嘉等介入《紧急通告》,起初也浑然不知此事具“伟大历史意义”。朱从锦江宾馆返归写作班,将《紧急通告》带给徐景贤看,请示能否交《文汇报》发表?朱仅欲争取“双保险”,虽经陈丕显签发,最好还能征得徐景贤同意。徐未及思量,果然同意。

张屠夫救了混毛猪

李逊梳理上述史料至此,提示读者注意,《告上海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相比,语气发生变化,前者是向市民呼吁,后者不仅有呼吁,还责令市委与公安局照此执行。这一提示很有见地,但由此而生的判断则可商榷。她认为这是“市委的权力和权威已经转移的标志”,而我以为相反,此处能看到的不是“市委的权威已经转移”,而是这一权威的“回归”,由此,或能触及“一月革命”的真相:

一,陈丕显接周恩来令——“主持工作”,是“一月革命”的始发动力。此时他虽被“造反”,但华东局第一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未免去,动用专政机关半夜捕人,令行禁止,“权威”犹在;

二,东湖宾馆与锦江宾馆两次会议,与会者发生重要变化。前者仅群众组织头头与会,后者则增加了市委各机关负责干部,包括强力部门。只有第一书记才能召集这些“张屠夫”,可见“权威”不仅“在”,而且在集体性“回归”。

三,两份传单语气有变,即两次会议参与者变化的结果。1月3日的传单出自在场大学生之手,是群众组织向群众呼吁,并无强制性,即名副其实的“传单”;1月8日的“传单”出自朱永嘉之手,机关文秘奉机关首长之令,向属下各部门书写指令,形式还是“传单”,内里已是“通令”,具强制性,语气当然变化。

可见“一月革命”之起,不是因为旧权力“转移”,而是旧权力“回归”,甚至是“强力”回归。如果说“一月革命”是“路线斗争”,那也不是文革这条线之“首创”,而是国务院周恩来、陈丕显那条线抵制文革乱局所致,是“张屠夫救了混毛猪”,而不是“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文革之荒谬即在此,谁是“一月革命”的发动者?不是别人,恰是“一月革命”此后指控的对像——陈丕显等“张屠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

那么,此后被宣传为“一月革命”功臣的张春桥、姚文元那条线,与此事的真实关系又是如何呢?

1月4日,因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张春桥确曾让工总司在上海铁路局的负责人谢鹏飞去把生产组织起来:“他们不管,你们管”。[14]张确有此话,但并未重视此事。1月5日上午,“告上海人民书”刊载于《文汇报》,张感到突然:“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连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也不打个招呼?”

1月9日,《文汇报》再刊载“紧急通告”,张进而恼怒:“怎么搞的,刚发表了个‘告上海人民书’,又来了个‘紧急通告’?!”张回头训斥徐,为什么派朱永嘉去参加陈丕显主持的那个会议,并起草这个“紧急通告”?徐景贤转身训斥朱,为什么擅自代表写作班签署“紧急通告”?就在张训斥徐,徐训斥朱,朱无人代嫁,眼见大祸临头时,忽闻“中央贺电”到,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毛泽东点石成金,眼前这份“紧急通告”从“烫手山芋”变成了“一月革命”!

原来不仅张、姚“错过”圣上心意,连毛身边的《人民日报》在第二次转载上海传单时,也未跟上毛激越多变。《人民日报》1月9日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转载此前“告上海人民书”,配发编者按,但到1月11日,转载《文汇报》“紧急通告”时则不甚重视,排在了第三版。众人皆未注意这个“第三版”,唯江青慧眼独具,理解毛此时所急所盼,将“紧急通告”与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放在一起,专呈毛。毛此时注意力就在上海,读1月3日“告上海人民书”,正是他急盼中的“工人阶级首创精神”,为之大喜;再读江青专呈“紧急通告”,居然有那么多群众组织联署,几乎是再现他青年时代“民众的大联合”,为之狂喜。毛将两份“传单”捏合成一个“东方的巴黎公社”,打破人民日报狭小格局“第三版”,欣然命笔,敕令四大中央机构向这32个群众组织发公开贺电,号召各省市仿效上海,大联合大夺权,这才是大手笔大格局,不仅刷新1949年中共见政以来的记录,亦刷新1871年自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共运的所有记录!

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

可怜“一月革命”,原来是一场“张冠李戴”的“大乌龙”:本出自“张屠夫”那条线之“应急”,或可称“维稳”;却因江青所报而非陈丕显所呈,毛竟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张屠夫”的“伟大创举”,而张、姚、朱文革这条线则随之转向,再不提此前“恼怒”,立刻跟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齐声颂圣。张春桥暗示朱永嘉,不许提及此事原为陈丕显主持,将此“功”据为己有;朱心领神会,缄默不语(见朱永嘉《己酉回忆录》);陈失去与北京周恩来那条线联系,打入“牛棚”,被迫“封口”,八年后恢复官位,又因邓小平已“彻底否定文革”,虽能出版官式回忆录,但对“一月革命”只能含糊其辞,等于第二次“封口”。如此“张冠李戴”,其实是多方乃至对立方有意无意间合谋,共犯“欺君之罪”:张偷梁换柱,朱守口如瓶,陈有口难言,眼睁睁看着圣上在京手舞足蹈,打破各项记录,却没有一人上前将真相道破。文革中把毛泽东“高瞻远瞩”捧上了天,“伟大战略部署”云乎哉?由此可见一斑,亦可一叹。

本文关注的是:1月8日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群众组织有32家,“工总司”与其下属的二兵团、三兵团并立签署,甚至出现此前此后再也不闻声息的“上海工人安亭兵团”,学徒工组织也有两家,显然是凑数,以沪市俚语称——“阿猫阿狗都有”,为何不见那个拥有40万“临兄”的“红工司”?

原来他们不是没有参加,而是被轰了出来。“红工司”代表费敏章参加了锦江宾馆1月8日那次会议,但没有签字。费在现场争辩:“紧急通告”会给临时工、外包工带来压力,要求增加条文,结果在争执混乱中“耽误了签字”[15]。而据徐景贤令人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是这一组织的代表不肯签字,被轰出了会场。与他们一起不肯签字,同时轰出会场者还有回乡工人的“支农司”、农场工人的“农司”。这三个组织后来都被视为“经济主义组织”,被勒令解散,严加批判。

前文已述,如果说文革时期上海地区还有什么真“造反”,只能是红工司“假旨造反”,假作真来真亦假,此时却遭到“奉旨、探旨”者与“走资派”的联合绞杀。“一月革命”虽为乌龙,乌龙也成垫脚石,参与那一神话的三方都踏上了一只脚,踩在了他们头上。[16]“假旨造反”仅为隧道中途的瞬间一闪,照亮了这一阶级的真实处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有从欺骗性的“政治挂帅”向后回转,才有可能触及这个阶级的真实处境,走向这个阶级早已失落的解放起点。沈福祥们距“工总司”远,离林祥谦近,距彼得堡1月9日远,离安源1921年近,可悲的是,这一步不是被吴佩孚镇压,而是被“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本阶级自诩的“革命长子”、以及“革命文人”联合镇压,历史的起点再一次被推远。

文革中曾有“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单张印刷九亿多,堪称世界之最,此时已成讽刺。毛1921年赴安源即为“经济挂帅”,从工人的经济诉求入手,组建工会,发起罢工。此后赴京登基,抛弃“经济挂帅”,强调“政治挂帅”,则与1921年判若两人。1957年鸣放初起,各地曾出现类似安源当年的经济风潮,毛批示:“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17]1967年“红工司”再起,毛干脆以“经济挂帅”罪名镇压之。1967年在全国范围镇压工人的这一民生诉求,[18]1968年又从政治上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以“工宣队”掩护“军宣队”,帮他做一次穿工装的“宪兵”而已。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