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中国历史上执法者中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在君主集权的封建体系中，这类人其实一直都是高危群体。昨日方打黑，今日被黑打的例子数不胜数。英雄罪人，一夜之隔；高官囚徒，一念之间。命运逆转的大戏不绝于途。
武则天初掌大权，合法性很成问题，外有武将起兵，内有宗室杯葛，亟需来一场反腐打黑的运动以巩固势力。为达到让反对势力人人自危的目的，武则天置专门“铜匦”，奖励告密，重赏检举。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你不告人，自有人告。人性的丑陋在生存的高压之下，往往是不堪考究。朝阳群众可谓层出不穷。在捕风捉影漫天飞的情况下，生杀予夺，自然集于裁判一手。这正是武则天们想要的结果。
本来一名不文的长安混混来俊臣就在这波告密潮中登上了历史舞台。来俊臣当时只是一个因为犯奸盗罪被捕入狱的囚徒，且口碑极差，为什么聪明如武则天，会把这种小人从监狱里放出来，充当自己的打手？
要想让一只狗死心塌地的为你服务，最好的手段莫过于成为他唯一的依靠。像来俊臣这样毫无背景，无根基，污点在手，又不失奸诈残忍的小人，正是朝阳群众的好苗子。无背景无根基则注定无法兴风作浪；污点在手则注定可随时抛弃。
来俊臣靠在坐牢时练就捕风捉影的栽赃手段获得武则天的赏识，火箭飙升，“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和那些只靠酷刑整人的前辈不同，坐过牢的来俊臣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在技术上和理论上都有极大的突破，经他发明的审讯方法完全可以代表古代中国刑讯逼供的最高水平。他撰写的《罗织经》可谓集古今诬陷栽赃之大成，直白的叫嚣：“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把专政的恐怖程序化、系统化，为合理合法的制造冤假错案提供了详尽的理论指导。连武则天看后都叹服：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
这套理论的打黑成果极其丰厚，经来俊臣手灭门者，一千余户，为打造有唐一代的“平安长安”立下不世功勋。当今死磕之辈，若逢来俊臣重生，哪有逃生可能？然而武则天权位一固，来俊臣尚未明了自己的价值大不如前，仍然疯狂出击，惹来武氏诸王和公主们的联手反击，武则天也乐于卖个顺水人情，凸显圣上英明，灭了来俊臣的族来树立自己明察秋毫的光辉形象。世人山呼万岁，一片和谐温馨。
那个提供了“虽远必诛”这剂鸡血的大汉朝，也是盛产酷吏的时代。汉武帝晚年迷信长生，深居简出，控制朝政完全依靠特务势力。地痞江充、苏文深受宠信，以“绣衣使者”横行朝野，可以调动郡国军队，独行赏罚甚至可以诛杀地方官员，公卿多遭其毒手，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江充、苏文利用查“巫蛊”案，把太子也牵连了进去，作为储君的太子几无辩解的可能，迫于无奈，带头造反，当即扑杀江充。最后逃亡的太子被地方官抓住，悬梁自尽。参与此事的鹰犬皆得以升迁。但没过多久，汉武帝脑子正常过来，幡然醒悟，一腔怒火喷向自己的鹰犬，江充被夷三族，苏文被活活烧死，和太子大战长安的丞相被弃市，参与围捕太子的官员悉数族灭。福祸转瞬之间，效忠谁，怎么效忠，什么时候效忠，这在极权之下，真是很难拿捏的事情。
其实酷吏的诞生，和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密不可分。
孤家寡人要达到一言九鼎万众臣服，最迅捷的途经不是大家拥戴，而是制造恐惧。山呼万岁听起来过瘾，但人心隔肚皮，那极有可能是假的；唯有杀戮之下的流露出来的恐惧才是真实的。主子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执正义的大旗，达到不可告人的目标，这中间十万八千里的技术性鸿沟，只能靠龌龊行事来填平。既行恶政，必待恶人。酷吏们狐假虎威，以运动式的迫害营造专政的恐怖，罗织罪名，刑杀立威，为主子剪除异己、暴力清洗立下了汗马功劳。
酷吏既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对立面，所依靠者，无外乎与主子极其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旦遭到主子抛弃，则墙倒众人推，一言兴之，一事败之，下场极其悲惨。所以为人走狗者，要明白自己的背黑锅的工具性质，卖身容易，卖命实在很难，完全是个需要慎之又慎的技术活。
《新唐书·酷吏传序》中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一堆护院狗，适逢主子需要，风云际会，谈不上勇烈。至于凄惨后事，实为意料之中，不值得叹息。无边无际的君权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历史从无新鲜，只有循环。
20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