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 年农历10 月25 日出生于江苏泰县农村中一个叫子由桥的，四面环水的小村子。1946 年冬天来到当时的泰县县城泰州，寄居在外祖母家中，转过年来插入城东小学三年级上学。1950 年以第四名成绩从小学毕业，同年考入泰州中学初中部。1953 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泰州中学高中部。1956 年高中毕业，那正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北大为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直接到泰州中学招生，将我招入北大化学系。1957 年，正当我在北大为成为一名原子能科学家而发奋学习时，毛泽东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右”运动，彻底击碎了我的梦想。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贬为贱民，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那时我才刚满20 岁。1979 年获得改正，那时我已经42 岁。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最黑暗的年代吞噬了。
回想起来，解放初期政治清明，干部廉洁，社会安宁，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我的心里也曾一度充满了阳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历得越来越多，想得越来越多，渐渐地困惑起来，心中的那一片阳光也慢慢地黯淡了。
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叫蔡守礼的我校高一退学学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在学校里开宣判大会，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师生们纷纷上台揭发和控诉他，根据我所听到的，他大体犯了这几项罪行：1，背后议论一位很得同学好评的生物老师，说他的课讲得不好——这是挑拨师生关系；2，在路上见到一个交售粮食的农民，问道“你把粮食卖了，吃什么呢？”——这是破坏国家粮食征购，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3，和几个同学结成“五兄弟会”之类的团体——这是组织反革命集团。蔡守礼被牢牢地反绑在台上，拼命地挣扎着，从喉咙里发出“嗷嗷”的凄惨吼声，大概想说什么，但由于嘴被堵了，说不出来。最后他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全场响起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在一阵阵口号声中，我感到一阵阵悲凉。难道这些话和这些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严重到应该枪毙？旧社会里犯人在被处死前，还要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为什么现在一宣判就执行，不给他申诉的机会，不让他说一句话？不久后远处传来一响枪声，它宣告了一条年轻、鲜活生命的消失，也在我心中烙下深深的问号。
1954 年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农民的余粮由政府统一收购，城市商品粮由政府统一销售）运动。那年夏天我在农村母亲身边过暑假，听说附近村子里一个农民被逼得没有办法，将口粮当余粮交售，然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使我非常震惊。那时报纸几乎每天都在图文并茂地报道农民如何自愿和踊跃地交售余粮，我也真诚地相信报上说的都是真的，绝想不到会发生逼得农民自杀的事情。暑假后我将这件事作为暑假见闻写进了作文，并质疑报纸报道的可信度。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姚，他平常还高看我一眼，见到这篇作文后非常生气，在批语中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立场有问题，如不改正，要犯大错误。那个时候“立场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委屈，觉得姚老师未免小题大做。后来才知道小题大做的恰恰是我。在中国一年饿死上千万人，也只是“一个指头”的小问题，逼死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对我思想冲击最大，以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是1955 年的反胡风运动。我读过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和许多批判文章，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意气相投的文人互相通信讨论文艺问题，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私人间的往来信件就成了反革命材料；在信里说怪话、发牢骚、骂人和非议领导就成了反革命罪行。批判文章和《按语》里的断章取义的手法、牵强附会的逻辑、蛮横武断的文风以及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恶毒用心使我非常反感，特别是那种牵强附会的逻辑使我尤其厌恶。我曾经跟人开玩笑说：“你随便说句话，我都能将你打成反革命。”他说了句“今天天气好”，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单说天气好？是不是要我们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这里的逻辑就是从一位解放军战士那里学来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胡风分子”鲁藜的一首歌颂北京的诗说，这首诗只歌颂了北京的蓝天白云和红墙绿树，没有提到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只沉醉在北京的自然美里，忘掉共产党和毛主席，用心何其恶毒！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和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不但“胡风分子”不能为自己辩护，别人也不敢替他们说公道话，甚至不敢对他们表示同情。我不平而又无奈，只好这样调侃调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以便能透口气。
时光流进了1957 年。“5·19”以后，北大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沉闷的北大突然活跃起来，大字报前经常聚集着一簇簇人群，阅读、讨论，还有争论。5 月21 日，我吃过午饭，照例到饭厅外浏览大字报，突然看到刘奇弟写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的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正是在我心里压了几年的话，想不到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天理还在，人心不死！”激动之余，我捡了个粉笔头，在旁边的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胡风是百家争鸣的先驱”。回到宿舍后，继续和同学讨论胡风问题，由于激动，还失态地呼了一句“胡风万岁！”这时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党支部书记（或为党支部委员，不太清楚）陆鸿祺冷冷地说了一句：“胡风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至于万岁吧。”我回答：“在大家都唯唯诺诺，趋附逢迎唯恐不及的时候，只有胡风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这难道不伟大吗？”以后我参加了所有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是“胡风无罪”论的坚定拥护者。
另外，我有感于许多人不会或不肯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独立地进行判断，在偶尔看到“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一词，受到启发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
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甚至没有一个摺/任何毒液从它上面流过/都会不留一丝痕迹/过一万年拿出来看/保证全新！
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像一面镜/任何魔鬼诱人的火光/都会被它反射回/任何真理都会映入脑内/一点不差/正如镜中的人影。
啊，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万岁！
反右开始时我还心存侥幸，因为胡耀邦在回答我校学生代表的“北大学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这一问题时说过“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我自忖绝对进不了“极少数”之列。后来，特别是暑假以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也自知不免，但也无法可想。我既不会作践自己，跪地求饶，也不会出卖他人，立功赎罪，只有惴惴不安地等待灾难的降临。10 月里的一天晚上，宿舍楼道里贴出了满墙小字报，通栏标题赫然写着“右派分子纪增善赶快低头认罪！”“终于来了！”我看到后这样想，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就在那一霎那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在放暑假前，陆鸿祺三番五次地劝我回家过暑假。那时我一定已入了右派名册，只是尚未宣布。他大概想让我在宣布以前能和家人享受最后一次欢乐的团聚。可惜当时我未能领会他的好意，由于经济困难，也由于想利用暑假好好看点书，没有听他的话，以致后来再没有能见到我的父亲。他在听到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急又气，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被打成右派后，我不断地在小班、大班（我们年级共5 个大班，每大班分两小班）和年级批判会上受到轮番批斗。在会上我的被“揭发”和批判的右派言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替胡风喊冤。已如前述。
第二条是我的一次发言。1956 年底或1957 年初我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代表大会上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这不正常。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代表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国家大事，只好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举手、投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称，我这是想用文化水平门槛挡住工农代表，让资产阶级控制人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非常恶毒。
第三条是在1957 年暑假期间我对同学说，苏联教科书里将太多的科技发现和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苏联人，有大国沙文主义。据称我这是污蔑苏联，反苏，破坏世界人民大团结。
其中第二条被定性为纲领性言论，并据此将我打成极右分子。至于那首打油诗，可能因为是游戏文章，内容也没有深度，批判我时没有成为重点。
在批判会会前会后，系党总支、年级党支部成员多次和我谈话，不断要我交代和其他人的联系，大概是要从我身上挖出其他右派分子，但我确实是独来独往，无可交代，也只好作罢。在一次年级批判会后，陆鸿祺又找我谈话。我向他表示我是凭良知说的，我所说的都是自认为正确的话，没有阴谋，也不是恶毒攻击。陆回答说：“这正好说明你是自发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更严重”。我不免大吃了一惊，原来说真话是更大的罪过！怪不得中国人从那时起都学会了说假话，后来就发展到编假数、做假事、造假货。以致现在有人戏言“今天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假的！”
1957 年，我们年级共划了10 个右派分子，其中我们大班就占了6 个，这应归功于陆鸿祺领导得力。寒假前反右运动进入后期处理阶段，其他同学都忙着开会，讨论对我们的处分，而我们10 个人则被集中起来学习，实为集中看管。不论如何，这使我们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我发现绝大部分人都因为只言片语，或流露了一点对反右运动不理解的情绪，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例如，一位姓陆的同学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5 月21 日在宿舍里谈论胡风问题时，我提到胡风的行为没有越出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时他刚好从外面回来，就接茬大声说了一句“我来查查，宪法上有没有言论自由这一条。”还有一位姓薛的同学，他只是在他的父亲，一位著名药学家被打成右派后，流露出一点不满和不理解情绪，也被打成右派。在学习中，一位姓王的同学说了一句话：“真理是共产党他们家的，只有共产党说的话才是真理，如发现自己说的跟共产党说的不一样，就得赶快认错，检查。”大家都觉得他讲得深刻。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和久加诺夫等人所说的共产党的“三垄断”之一，即对真理的垄断。其他两个垄断是对权力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学生右派按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分成四类，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第三类留校察看；第四类免于处分。学期结束前，处理结果公布，我情节极端严重，态度恶劣，属于二类，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还有另外三人也是二类。其余人则为三类和四类。
1958 年3 月8 日早晨，我在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接到通知，到礼堂开会。会上陆平宣布受第二类处分的右派分子当日离校。散会后我回到宿舍，行李都已经有人代为收拾好了，不容我有一刻停留。我于是提了行李，上了一辆卡车，被送到东郊的北京光华染织厂（当时叫北京机织印染厂），其余三人被送到北郊的清河制呢厂。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中央已有指示，右派学生仍然留在学校内监督改造。北大获悉了这一指示，却赶在正式文件下达前，急急忙忙地将受二类处分的学生轰出学校。事实上在北京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的右派学生被赶出了学校，而后者是军工院校，情况特殊，自当别论。
被同一辆卡车送到机织印染厂的是19 个人：北大7 人，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2 人，大部分为学生，也有几个教师和职员。我最初被分配到织场去装梭。这是一项简单、单调、几秒钟重复一次的劳动，非常累人，要以急行速度在几十台织机之间奔走，稍慢一点，织机梭箱里的梭子就可能用完，造成停车，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得算计好时间，快去快回。1958 年底为解决染化料供应紧张的问题，染场建立了一个土化工厂，土法生产染化料。因为我是化学系学生，就将我调去。后来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化工厂下马，我转到染场。我们的待遇最初是每月15 元生活费，不到该厂最低工资的一半，在当时只够维持一个单身人的最低生活，零用钱还得向家里要。多年以后才增加到32 元。
我渴望着快点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无论是在织场还是染场，干活都很卖劲。工人对我的评价也不错。但是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太好，原因是我不怎么向他们汇报思想。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汇报。说真话？我不敢。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将我打成右派的理由是经不住反驳的，我也不会违心地认错。但这话能说吗！说假话？我不会，说起来别扭，有时我真羡慕那些能圆熟地说假话，把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很少向人事科汇报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打过有关别人的小报告。领导多次批评我“不敞开思想，对党存有戒心”，但我就是改不了。我觉得这是我摘不了帽子的主要原因。
由于生性使然，我虽然多加小心，但对于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现象，有时还是忍不住说几句。有一次，就因为说了两句这样的话，受到严厉批评。其一，光华染织厂染场有个贮煤场，堆放着大量燃煤，供自备锅炉使用。为防止煤堆自燃，染场常常发动工人在业余时间“倒煤”，就是用大锹和箩筐将煤堆翻动一次，帮助散热。煤的存放量通常是几百吨，翻动一次需几天时间。我质疑说，厂里有铲车、推土机，为什么不用它们来倒煤？其二，工厂为保持连续生产，实行三班工作制，上班时间为：早班6：30-14：30，中班14：30-22：30，夜班22：30-次日6：30。相应地开会也分三班开：早班15：00，中班12：00，夜班7：00。有时领导作报告，或传达文件，为减轻领导负担，就将中班和夜班会议合并在7：00 开。这样中班工人为了在早晨7：00 前赶到工厂，夜间就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如果会议时间短，中午还能回去补一觉；时间长，就只好忍着，工人怨言很多。我就说，现在有录音机，可以将7：00 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录下来，在12：00 和3：00 会议上播放，领导既可以少讲一次话，工人也可以多睡几个小时，岂非两全齐美。这两句话是在宿舍里说的，不知谁向人事科汇报了。人事科一位姓高的将我叫去，疾言厉色地批评我，罪名吓人：怕苦怕累，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破坏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也是我不能摘帽子的一个原因。
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同来的19 个人中有12 人摘了帽子，3 人被送劳教，4 人没有摘帽子，其中有我，没有人回校复学。被送劳教的人中有一位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姓郑，复员军人，为人真诚，富于感情。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自我安慰。解除劳教以后，他满心以为可以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却发现自己依然是个贱民，绝望之中投什刹海自杀了。他水性很好，自杀前特地在身上绑了石头，表明了他绝望之深和死意之决。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们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和造反派竞相展示他们的革命性，而展示革命性的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身上下手。他们在我后背上贴了一块A4 纸那么大的黑底白字“右派分子”标签，走到哪里背到哪里。8 月下旬，染场的“五类分子”被集中关押，监督劳动，上厕所要报告，吃饭只能吃最次的菜。一位平时吊儿郎当的工人负责监管我们，每天早晨站队训话，他先用一根竹棍逐一敲打我们的头，然后大喊一声“你们都是混蛋！”。大约两个礼拜后我们被释放回车间，过了几天，在1966 年9 月9 日我就被遣送回原籍农村。
我落户的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子由桥——当时叫娄庄公社红旗一队，而是在它北边，相距不到一里路的红旗二队。这里人均土地稍多一点，这大概就是将我落户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没有一个亲戚或熟人。刚去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到牛棚里。这是真正的牛棚，里面养着一大一小两条耕牛，地方不宽敞，夜里我和养牛人打地铺睡在这里，耕牛就在离我一两米的地方拉屎撒尿，屎尿有时会溅到我脸上。两个月后我又搬进一间一直未使用过的猪圈。夜里猪就在隔壁打呼噜。直到第二年夏天光华染织厂补助了我150 元，搭了两间小茅屋，才算安了家。
我们家乡民风淳朴，人性善良。农民没有固定工资，不种地没有饭吃，不能以革命为业，所以革命热情不高，对整人也没有兴趣。他们和当地的“五类分子”都是乡里乡亲，对他们知根知底，恨不起来。例如红旗三队有一个姓洪的农民，很老实，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但他怕背上一个“贫”字，儿子会讨不上媳妇，硬要土改工作队改成富农，等到富农帽子越戴越沉，想要改回来已不可能。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仇恨。我虽是外来的，他们对我也很照顾，起初安排我写标语，还一再叮嘱：“慢慢写，不要写错”。后来又安排我干些轻活。但我为了多挣工分好养活自己，还是争着干重活，一年以后我就和壮劳力一起干活，壮劳力干的所有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我曾参加过四次河工，在本公社或外地挖河；我曾和同伙一路背纤，历时9 天，将一条水泥船拉到上海装运肥料，然后再拉回来……
由于无效和负效劳动太多，农民虽然终年辛劳，生产还是不能提高，生活仍然很穷。年终决算时，一半人家的工分钱不够抵扣粮草钱，还要倒欠生产队一笔债。粮食也不够吃，经常是一日三顿稀粥，即使吃干饭，里面也要掺很多青菜胡萝卜，以节约粮食。当地有句民谣“青菜老米饭，吃完了上江南”，意思是即使倾家荡产，最后被迫出走江南寻找生计，也要炒个青菜，吃碗老米饭（纯米饭）。吃青菜老米饭几乎成了奢侈的享受。我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家庭负担，照当地说法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是靠了兄妹的接济才免于冻饿。
平常每天天一亮就爬起来上工，晚上下工后精疲力竭，草草吃过晚饭，倒头就睡，没有时间欢乐，也没有时间悲伤。但每逢凄风苦雨之夜，不能入睡，思绪如潮，有时就不免悲从中来。一天夜深，我正做着又回到了学校的美梦，忽然被暴风雨惊醒。往事历历在目，但只能在梦中追忆；未来一片黑暗，正如这风雨之夜的树叶，不知何时被吹落何处，践踏成泥。我不禁掉下眼泪，渐渐地竟啜泣起来，泪水浸湿了半个枕头。后来我凑成了两句诗来描述此景此情：“雨扣窗扉忧如捣，风啸树巅思似潮”。
在工厂劳动时，我已经落下十二指肠溃疡的病根。来到农村后，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无规律，精神压抑和医疗条件差，病情迅速加重，多次便血和吐血。一个农民看到我病得很痛苦，说了一句大实话“你求求菩萨吧”，含义就是“早死早超生”。1972 年冬天我和另外两个农民驾船到扬州附近的河工工地积肥（收集粪便），吃住都在船上。一次因故未能回船吃晚饭，就和同伴在工地副食店里各买了一包饼干充饥。我刚吃了几片饼干，忽然觉得心慌，忙将饼干递给同伴，刚说了句“我心里难受”，就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是胃部大出血，幸亏附近有医院，否则就……。后来我回到生产队，一个熟人见到我说：“听说你死了”。所以我常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我是1974 年2 月摘的帽子。当时我以为这大概是最后一批，属于“清仓”性质，后来才知道有人摘得更晚。文革结束后娄庄中学把我找去当民办教师，教高中数学和化学。1978 年9 月落实政策，我又回到北京光华染织厂。1979 年10 月20 日第一次改正，留下一个“有错误言论”的尾巴，1984 年6 月28 日第二次改正，割掉了这条尾巴。
我总觉得我能被落实政策和改正，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是它将腾云驾雾的中国人从半空中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使他们终于从昏迷和麻木的状态中疼醒了过来，回到了真实世界，恢复了思考功能。他们在寻找历史轨迹时竟然发现，正是反右运动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那些当初踌躇满志地领导和指挥反右运动的当权者们，在文革中有了和当年右派一样的遭遇，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良心发现，这才有了后来的落实政策和改正。
回厂以后，我又当了一年工人。1979 年10 月，我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被调到总工程师室，从事技术引进工作。由于我在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1987 年被越级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2 年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1997 年11 月退休后又返聘一年，1998 年11 月离厂。
人生易老。回首往事，我曾经懊悔过：如果不是1957 年多说了几句话，我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后来我想通了。有人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我生性愚直，不会逢迎，不会说假话，这恰恰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忌讳，所以必然命途多舛。这是命运，所以现在我不后悔。如果能从头再来，我或许还会这么做。
2008 年8 月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