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后，紧接月底开人大常委会，议程包括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即需在香港立法施行。早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指港府需将嘘国歌市民记录在案，待立法后处罚。在北京出席十九大的李飞表示人大常委将讨论《国歌法》是否具追溯期。
林郑说会在本地立法时咨询，指本港法例并非很多有追溯期，但“唔系完全冇”，如《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某程度都系话喺从前嘅日子嚟生效嘅”。她以民事立法来比喻刑事立法，又将生效期说成是追溯期，明显混淆概念。中大法律学院院长Christopher Gane表示，按香港人权法案规定，刑事法律不可具追溯期，也是人权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能动摇。
但律政司和香港法院，早前在DQ四议员案件中，已将人大释法内容追溯释法前的行为，可以说人权基本原则，已经动摇了。只不过不是刑事追溯而已。
现代法治社会广泛接受的司法理念，是由英国法律权威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所确定的3个基本元素：第一，不溯及既往原则，没有人会因为违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惩罚。第二，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论其社会地位或其情况。第三，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
中共国因政治需要而使法律具追溯力，是常见的事。因此而置身现代法治文明国家之外。最明显而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的刑事案件大量增加，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要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于是法院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放一边，为了要达到社会灭罪的“效益”而从重从快判刑。一些年轻人只因在街边玩牌，被指赌博而判重刑，有的已判罪并已在服刑，也要抓出来重判无期徒刑或死刑。灭罪短暂“效益”或达到而法治进一步沉沦。
立法然后让法律具追溯力，在大陆来说已经算是较“文明”了，更多更普遍的现象，是以政治斗争、以行政命令去追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甚至久远的事，以此为理由将人入罪。大陆盛称“秋后算账”。什么是“秋后算账”？《汉语大词典》解释曰：“待到事后再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立法追溯嘘国歌市民，即秋后算账。
中共更习惯以追溯一个人的所谓历史“污点”来对人作政治甚至道德否定，比如在中共建政前，曾经与日伪政府中人或国民党人有来往，于是这历史污点就成为档案跟随你一辈子，是“一个人的影子”。政治斗争激烈时，连刘少奇参加过工运都被诬为叛徒、工贼。翻看中共的历史，大都是秋后算账、藉追溯既往而展开内部斗争的历史。可以说，若政治或法律没有追溯力，就没有中共的历史。因此，追溯力是中共政治斗争的法宝。
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一种是没有追溯力的普世立法，一种是具追溯力的中国立法。香港法庭在处理DQ案时，已如张晓明所言，彰显了中共释法的权威。且看立《国歌法》，是否也彰显中共立法的权威，进一步向一国一制靠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