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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5/6)

——“毛泽东热”透视

二、当代“毛泽东热”概述

当代“毛泽东热”,与历史上的毛热的不同之点在于,它是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作为改革开放年代许多类似热潮的一个,在它的前面,有“邓丽君热”、“留学热”、“文化热”、“经商热”;与之同步或稍后的,有“琼瑶热”、“金庸热”、“气功热”、“武侠热”、“帝王戏热”、“炒股热”、“香港回归热”“奥运热”……直至最近以前发生的“超女热”和当前的“韩国片热”。就笔者个人的观察体验而言,与上述各种热潮相比,毛热干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程度,不是更深更广,而是要小得多。

到目前为止,关于当代“毛热”的发生的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1988 年下半年。但据笔者的接触,它的萌发却早在这年的年初——在率先偿到改革甜头的中国南海之滨的羊城,公共汽车司机们的驾驶室里,悬挂吉祥物的地方出现了毛泽东像牌。也有人发现,这次“毛热”的另一个来源,表现在出版界。在当年热卖的毛泽东画像中,至少有一种版本是出自1987年的河南中原出版社。也许是这些风吹草动,使出版界人士预感到当年毛诞将出现的市场,从1988年开始,就不断有以毛为话题的新书上市,到当年底,已推出四十种以上品种。其内容广涉毛的思想研究、生平传记、轶闻趣事、日常生活、感情世界,以及斗争艺术、人生艺术、毛的书信、诗词、墨迹、毛的诗词颂歌专辑盒带等,发行量总计超过450万册(盒)。[37]

据陈小文的《文革词典》介绍,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热也重新回潮,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 ,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导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90年代初的报导,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在中国大陆的四川、贵州、上海、陕西、北京、广东、江苏、江西,都出现了毛像章的收藏家。据上海市毛像章研究会主办的《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一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像章系列,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38]

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亲密化,大陆的这股毛热,甚至刮到了台湾。2005年9月香港《成报》一篇题为《台版〈毛主席语录〉卖断市》的报导称:最近在台湾的书店中,出现一本300多页的繁体字版新书《毛泽东语录》,吸引不少读者买来一看究竟。由于隔年是毛逝世30周年,这本书正掀起台湾另一波阅读话题。香港《明报》另一篇报导称:《毛主席语录》繁体字版首次在台湾正式出售,且一上架就掀起热潮,加上香港、新加坡亦反应热烈,出版商东观国际文化有限公司为因应市场需求已加印两次。据读者说,他们学习毛著,着眼点在于“知己知彼”——为了应付与大陆的商战。

在整个社会的“毛热”推动下。学术界的“毛热”也不断升温。除撰写专著外,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创办了研究毛思想的专业刊物在四种以上,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全国范围的毛思想研究会。到了胡温时代,随着民间“博客热”的兴起,还出现了不少纪念毛泽东的网站。有人再次提出了设立“毛泽东日”的倡议。

在普通民众中,“毛热”表现并未达到成瘾、成癖的非理性程度。他们的“热”表现为一种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如购买与阅读有关毛生平的书刊、毛画像及佩戴毛的纪念像章;或者到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遗迹、遗物,或者到专题网站上一逞口舌之快……

1989年的《海南纪实》,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近距离观察,作者张京明记说:当毛主席的老邻居汤瑞仁西装革履、当上“毛家饭店”老板的时候,她没有料到,毛主席竟又会悄悄“潜返人间”。

湖南省隆回县城,“群乐服装门市部”新添的白色横幅上写着八个红色的大字:“毛爷爷像章大展销”,再下面是两串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磁质的、钢质的、铝合金的,规格不一,品种齐全。低的每枚卖价2元,高的竟达25元。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以中青年居多,渐渐“传染”了中小学生,也有极少数老年人不甘寂寞,赶此时髦。

成都市一居民王安廷几十年来收集了13876枚毛泽东像章,几乎囊括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军兵种所制的产品,据说这当中大多是他在外做木工时不要工钱而索取的“报酬”。经有关单位批准,今年初[39]他在家中举办了一个家庭“小展览”,有人参观后愿出6万元购买展品,被断然拒绝。王安廷还收集了大量古钱币和邮票,他常常用来与别人交换毛泽东像章,而像章却决不舍得换出来。

也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在街上流行像章前,种种迹象就出现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农民们习惯将毛主席的标准像放在神龛内,每逢节日总要奉上供品。结婚、建房时要贴毛主席像,据说是可以消灾、填堂、冲喜。有的地方甚至还建起了毛泽东庙。

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则剔除了农村的那一层传统文化的色彩。在邵阳市的中巴上,年方二十的售票姑娘深蓝色的西服上缀着一枚小巧的白底浅灰色像章。我购票时笑着问道:“戴这个干吗?”

“好看啊,好耍啊!”她回答得很快活。

近年来,社会上曾流行过戴十字架、戴胸花、戴体育纪念章等等,时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人生乐趣,并无政治色彩。以戴像章为时髦的,有不少是中小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只是听大人说过,电视里看过。他们天真烂漫,满脸稚气,不仅不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反而认为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免费旅游好玩得很等等。如今,见到别人戴像章,自己也就千方百计去搞一个戴上,甚至还进行像章比赛,看谁的像章大,色彩艳丽,从中得到莫大乐趣。

然而,仅仅用时髦二字是难以概括这股潜流的。

阵阵哀乐从副食品公司内飘到大街上,黑框照片上,豆蔻年华的姑娘抛却了尘世烦恼后永远地微笑着,她曾经历了许多她这个年龄本不该经历的事情,学财会专业的她被分配到商店当了售货员,好不容易有一天经理当众答应调她到公司当会计,不料,到了最后,接到调令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要是毛主席在,他们敢!”在她的灵柩前,有人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气愤地说。令人惊奇的是,在邵阳市委招待所服务台,一幅毛主席像覆盖了原来的迎客松。

旁边的对联上端正地写着:“旭日东升山河秀,光辉思想照千秋”。我留心看了看,画像是河南中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我请教服务员个中奥秘,她以嫣然一笑作为回答,最后还是一位干部吐露了真情:“这是一位老干部要求悬挂的。”他叹了口气又说:“唉,也难怪,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怀念五十年代,那时生活虽然艰苦点,但大家都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社会风气也好,只要是毛主席说的,不管对不对,谁敢不听?!哪象现在啊,一盘散沙,一切朝钱看。”他主张重建权威。[40]

在大学校园里,“毛泽东热”则表现为阅读有关毛的书籍、张贴毛的画像,业余以毛为谈论话题。一些大学生还成立了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研究小组或毛著读书会……

对于社会自发兴起的这股毛热,至少在头一个十年里,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和政工部门,是对之保留看法、并给与了高度关注的。他们已经注意到,有些人“寻找毛泽东”,有欣赏毛的“造反意识”的倾向;有些人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散布对官倒横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及造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的现状的不满情绪;有些人通过“寻找毛泽东”来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造成与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41]

1993年毛诞一百周年时,大概因为邓的在世,“江核心”依然需要用“邓思想”巩固和宣示自己的“道统”,这个重要纪念日也并未出现高规格的官方活动。到2003年毛诞110周年时,继登大宝的胡、温为聚集社会资源,在“三个代表”以外,加重对“弱势群体”的强调,公开在“邓思想”、“江核心”之外,重打毛的旗幡,造成一派“品牌毛”行将复辟的趋势。

三、三个浪潮:“毛热”的内在驱动力

据笔者观察,1988年开始发自民间的这场“毛热”,基本上是围绕“品牌毛”的核心价值展开的。虽然只是表达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但就已经经历的三波浪潮来说,仍是各具不同背景和内在驱动力的。

第一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1988—1989年,以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为先锋。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操控。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少许鱼虾,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对现实感恩,但又不放心的一种情绪表达。

而作为对这种市场先机的敏锐的适应,出版商与被冷冻约达十年之久的党史、党文化工作者,终于也盼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是借助“毛家菜”之名崛起的湘菜系列,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前十年间,借邓小平之威,川菜横霸半个中国餐饮业的局面。而在那些“升学没准,出国没门,经商没本”,追赶西化潮流又没有方位感,眼看要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机缘的小商品生产者那里,这当然更是一次天外飞来的商机。——的确,这次发财机会,是“毛爷爷”给的。

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来到“瓶颈”部位,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毛时代不曾有过的贫富不均;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使许多人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代替了“大锅饭”下的“一团和气”;而那些有幸仍在“资源优化”之内的人们则惊呼,自己突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那些怀有“原教旨”情结的老干部则感叹:“出生入死几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种种社会不满情绪的聚集,在改革操盘手赵紫阳那里曾化为一句感叹,叫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而这种“人心不古”的情势,最被动的表达方式,就是怀旧,集体的怀旧,用集体无意识表达的怀旧!正是在这种不满的积累,而又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方才出现了1989年的“积极宣泄”。

第二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出现,和同期出现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历史题材热”、“气功热”,都是由于同一个历史背景——“高烧”到90度的八九民众情绪被外界力量强行镇压后,流入地下——的曲折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

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托,作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反主流”热潮,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革命文化,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它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以“面向过去而背对现在”,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当时人提到毛,大多是因为毛是邓的克星。而且毛讲过: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因此,它们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因为经过“品牌化”包装的毛的形象是家喻户晓的,毛的语录——经过林彪的筛选——是通俗易懂、很容易掌握人民群众的;而且,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所以是当时唯一拥有号召力,可以用来与当局进行精神抗衡的力量。

第三波浪潮,时间大约发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一种“对江泽民的派对”,[42] 与第二波毛热不同的是,它不像前者那样确具有混沌不清的面目。它不是各种欲望混合的表达,和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有着更清晰的面目和更明确的诉求的。它基本上是社会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产物;是利益失落者借用的旗帜。它与同期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具有相重迭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情感表达。此时的毛泽东,与历次运动——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却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

我认为,也正是因为它在民间已经形成气候,官方才会轻松地接过它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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